“人類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與疫病作斗爭的歷史。”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進程里，疫病幾乎是如影隨形。但中華民族一次又一次同舟共濟，以磨礪不屈的精神戰勝了疫病，繁衍發展到今天。

二十多年前，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張劍光踏入中國傳染病史的研究領域，撰寫了《三千年疫情》一書。當前，在新冠肺炎疫情牽動人心之際，他從舊稿中拿出相關部分，春節期間連夜增補，合成《中國抗疫簡史》出版。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張劍光教授，請他回顧我國數千年來的抗擊疫病歷史，談談古人的經驗對當下防控疫情的啟示。

甲骨文中的“疾年”是中國明確記載疫病流行的最早資料

文匯報：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疫病最早出現在什么時候？

張劍光：商朝。應該說有文字記載以來，人們就已經開始了對疫病的認識。在甲骨文中，就有很多關于疾病的相關記載。比如說，甲骨卜辭中“癘”指的就是傳染病。“疾”字是以一張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臥床不起，后來通常指流行病。“疥”常用來表示癢疥類疾疫，指發生疹斑癥的傳染性發熱病。“禍風”常作某某因風致疾，也即后世所謂的傷風，即今天所說的呼吸道傳染性疾病。“蠱”字指器皿中有二個蟲，人食之入腹，就成為蠱，我們猜測是腸胃類的疾病。甲骨文中的“疾年”，指這一年社會上反復出現規模、范圍較大的流行疾病，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明確記載疫病流行的最早資料。

文匯報：我國歷史上有哪些特大規模的疫病流行？哪個歷史時期最嚴重？

張劍光：歷史上各個時期嚴重的傳染病都有，種類也是各式各樣。現在能看到的是明清時期比較多，因為各種資料記載的比較齊全，我們看得比較清晰。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發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據《清史稿》記載，出現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實際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這些。有專家估計，單萬歷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造成山西、河北500萬人的死亡。

文匯報：您在書中專門講到“官員畏疫不愿任職南方”，那是什么情形呢？

張劍光：疫病流行也有地域上的規律，南方普遍較多，比如長江流域和嶺南地區。隋唐時期的一些官員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職，就是因為害怕疫病。由于一般官員害怕到南方去，南方官員數量明顯不足，所以官員因事被貶時，常常被流放到嶺南地區。如韓愈、柳宗元等被貶，都流放到嶺南瘴癘之地。被流放到嶺南地區的官員，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計其數。

文匯報：病毒無情，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人有“免疫金牌”。您在書中有大量的例子，在此能否略舉一二？

張劍光：歷史上感染疫病的皇帝很多。天花和清朝皇帝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像早逝的順治，民間有他去五臺山出家的傳聞，但可能性不大，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得了天花。還有關于同治皇帝的死因，得性病說流傳頗廣，但從清宮保存下來的病歷卡來看，應該不是性病，而是與之病癥相似的天花。文人得疫病就更多，“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初唐四杰”中的盧照鄰，都得了麻風病。養病期間，盧照鄰還寫了《釋疾文》、《五悲》等文章，記錄自己怎么和病魔斗爭，最后實在忍受不了自己像個廢人一樣，自投潁水而死。

古人在對疫病沒有完全認識時，就知道隔離的重要性

文匯報：疫情發生后，古人有哪些防疫措施？

張劍光：我總結了比較重要的幾點：第一，樹立信心，尤其是對于地方官來說。疫情一旦發生，必然會引發老百姓的恐慌，甚至四處逃難。怎么穩定人心，怎么留住人，對地方官來說就是很大的考驗。第二，切斷傳染源，對病人進行隔離。古人在對疫病沒有完全認識時，已經知道隔離的重要性。早在夏商周時期，這樣的方法就已經產生，得了病就送到專門的場所，看你自己能不能扛過去。歷代隔離的場所有兩種，一為疫病到來臨時性建立的場所，比如宋朝蘇軾就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像簡陋版的“小湯山”，他招募僧人到各坊管理治療，為病人準備藥物和飲食；另一種是常設的隔離場所。除病人外，接觸過病人者也要被隔離。《晉書》中提及“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第三，醫藥救治和普及醫學知識。唐朝時，政府還編纂簡便醫書，把常用的藥方都抄寫到木板上，在村坊要路上展示。至宋朝，有了雕版印刷技術的發明，政府得以大量印行編輯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最后，災后幫助老百姓生活重建，比如說減稅、恢復生產，收養遺孤等。此外，今天我們說的“檢疫”，清朝后期也從國外學到了。

文匯報：古代抗疫經驗中，您覺得有哪些我們今天仍可以借鑒？

張劍光：從歷史上看，官和醫都是結合起來的。因為科舉制度的原因，地方官多少都懂點醫學知識，衙門中也有專門的醫療機構負責看病，遇到疫情，醫生總是沖在最前面。那么就我們今天來講，我認為官員一定要多聽聽專業人士的意見，相信我們的醫療專家。還有就是應急機制和物資調配。古代社會比較簡單，基本就是開倉放糧。但今天不僅僅是吃飽飯的問題，還有怎么解決特殊時期醫療資源緊缺等等一系列問題。

文匯報：最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勾起了人們的文化鄉愁。疫情面前，“文藝范”的應援在古代多見嗎？

張劍光：就我掌握的資料來看，古代文學作品中記錄疫情的當然有很多，但整體上還是以單純地描述災害現象為主，比如說清代人師道南曾賦《鼠死行》就用文學細致記述了死鼠與鼠疫的關系，其心情也是比較沉重的。不過倒是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故事：宋朝有個人叫劉邠，助司馬光纂修著名史書《資治通鑒》，晚年不幸得了麻風病，眉毛全部落掉，鼻梁也斷了下來，一直喜愛以詩文嘲諷他人的蘇東坡就作詩給他，說“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弄得他哭笑不得。

疫病和人類一直是共生的，要有正確觀念和必勝信心

文匯報：歷代有哪些研究和治療疫病的名家和學說？

張劍光：關于流行病流行的原因，在《內經》中，我們祖先就注意到了氣候和疫病的關系。古人認為人在身體虛弱時，受了一種“虛邪”之風的侵襲，就會生病。西漢名醫張仲景總結出了一套認識疾病的理論，并且他已根據病情變化來制定不同治法，開創了中醫對疫病的辯證施治方法。這之后還有葛洪的“毒厲之氣”、吳有性的“戾氣”說，金元時期劉完素的火熱致病、李杲的“內傷學說”、王好古的 “陰證論”、葉天士等人的溫病學說等等，都是對流行病成因的探討。其中，有一些學說還比較有科學性，比如說明朝的吳有性就提出了傳染病的兩個傳染途徑：空氣傳播和接觸傳播。葉天士就更進一步，他指出溫邪侵犯人體的途徑不是通過皮膚，而是通過口鼻進入人體，并以此創立了“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轉心包”的理論。后面清代的劉奎、王士雄等，把溫病學說更加具體化。總的來看，這些醫學家都是臨床醫生，他們在許多治病的案例中得到了很多理論性的總結，而且對病癥越來越細分。

文匯報：您書中提及1894年香港發生鼠疫時，華人染疫者不信任西醫。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成為普遍的治法。對此，您怎么看？

張劍光：當時的背景是西醫剛剛進入中國，幾千年來國人受中國文化熏陶，對西方人引以自豪的西醫并不習慣，對其治療并不相信，也是很正常的，倒不是說西醫本身不行。我們經常講“中醫治未病”，就是你現在還沒有病的時候，我通過調理你的身體，增加抵抗力，這也是更積極的預防對策。當下，新冠肺炎尚無有效藥物，中西醫作為兩套不同的醫學體系，各有優勢，應相互補充，協作攻關。我們都看到，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中西醫結合救治療效更加明顯。

文匯報：《病毒星球》最后一章標題是“與病毒共赴未來”，《中國抗疫簡史》最后一章標題是 “抗擊疫病：民族精神不可戰”，您為何特別強調民族精神的力量？

張劍光：我沒有讀過《病毒星球》，但“與病毒共赴未來”這句話，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從歷史上看，疫病和人類一直是共生的。人類戰勝了老的疫病、有了預防措施，新的又不斷冒出來，不斷地對人類造成麻煩。但與之相伴隨的是人們對命運的抗爭。決不向疫病低頭的勇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經貫之的。無論是帝王、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難免會驚慌失措，但更多的是凝聚精神思想，用一切科學的辦法和措施，與疫病作殊死的斗爭，跨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所以今天，我們要有必勝的信心。一個疾病對國家和社會來講都是一場磨練，我們的應急能力、組織能力、物資供應能力、對民心的凝聚力，都將在這場磨練中不斷向前。人類走到今天，病毒從來沒有把人擊垮，只要我們眾志成城、守望相助，一定能戰勝新冠狀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