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在文學史和戲曲史上頗負盛名，被賈仲明譽為“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凌波仙〕吊詞)。作為崔張故事的改編本，該劇充分發揮雜劇文體的特點，將抒情與敘事緊密結合，于小說、諸宮調之外，另塑典范。其中值得關注的改變，是對“春”與“秋”的時間框架的設定，所謂“《西廂記》謂之《春秋》，以會合以春，別離以秋云耳”(李開先《詞謔》)。

回溯崔張故事的流變，作為故事源頭的唐傳奇《鶯鶯傳》雖然提到了春、秋，卻并沒有強調春與秋的季節特點與故事發展、人物情感的關系。李紳的《鶯鶯歌》注意到春天的背景，把鶯鶯的身姿和芳草花時相聯系。宋人的相關吟詠如趙令畤《蝶戀花鼓子詞》、毛滂《調笑轉踏》也只是借春景以抒情。無論詩歌、鼓子詞，還是轉踏，他們對春天的歌詠，均源于詩詞所共同具有的抒情傳統。

在崔張故事的流傳過程中，對春天、秋天景色的大量歌詠是從《董西廂》開始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作為一部說唱作品，在改編崔張故事時，表現出對春天、秋天這兩個季節的特別重視。其中有大量的曲詞歌詠春天的思念、秋天的離愁。比如“聯詩”以后的〔雙調·豆葉黃〕曲：“薄薄春陰，釀花天氣，雨兒廉纖，風兒淅瀝。藥欄兒邊，鉤窗兒外，妝點新晴：花染深紅，柳拖輕翠。采蕊的游蜂，兩兩相攜；弄巧的黃鸝，雙雙作對。對景傷懷恨自己。病里逢春，四海無家，一身客寄。”(卷一)清人焦循曾盛贊《董西廂》的曲詞。但是，在《董西廂》中，作者雖然大量借助春天、秋天來抒情，卻仍延續了《鶯鶯傳》順序交代事件發展時間點的做法，且春季、秋季反復出現。在《董西廂》中，“春”與“秋”是抒情的利器，并不具有結構的意義。

中國傳統戲曲“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戲曲劇本的寫作，如何演繹故事，如何“搭架”，一再為曲學家所強調，而對“時間”的處理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王實甫在把鶯鶯故事改編為雜劇時，從表現崔張愛情這個核心出發，把“春”與“秋”確定為故事展開的時間框架，所謂“相見時紅雨紛紛點綠苔，別離后黃葉蕭蕭凝暮靄”(第五本楔子〔仙呂·賞花時〕)。故事主人公在春天相見，在秋天送別。春與秋的季節更替與人物的聚散離合、劇本情節的推進嵌合為一體。

《西廂記》雜劇既把“春”與“秋”確定為故事的時間框架，故著意突出這兩個季節，集中筆力于春日的思念、秋日的別愁。一方面，全劇花了大量的筆墨鋪寫春天的相遇、聯詩、聽琴、私會、秋日的離別。另一方面，在鶯鶯張生春宵私會的情節之后，雜劇雖和《董西廂》一樣，隨之表現老夫人發現了二人的私情，但《董西廂》在此處對情節多做鋪展，寫“拂旦，令紅娘招生小飲”；寫張生向法聰借錢為定物；寫赴宴；寫“后數日，生行”。雜劇則在老夫人責問紅娘后，隨即叫來鶯鶯、張生，并且要求張生第二天即上朝取應。整個劇本對故事的搬演就此迅速推進到“秋”，展開秋日的“長亭送別”。這不僅使得情節十分緊湊，而且也強調了“秋天”這個時間節點。對“春”與“秋”兩個時間點的確定與著力表現，使《西廂記》雜劇中的崔張故事具有了一個貫通而清晰的脈絡。

也正是在“春”與“秋”的框架下，劇本發揮傳統文化中季節所蘊含的情感，利用雜劇“扮演”的特點，把春天、秋天，與人物的思緒緊密結合，借助曲辭，對人物的心事做細膩深入的挖掘。“春”與“秋”的季候，使雜劇中鶯鶯張生的愛情在抒情方面與詩歌傳統充分銜接。傳統戲曲的抒情性由此得到了很好的彰顯。同時，劇本對“春”“秋”二季的表現又緊扣情節發展，讓自然景色為劇情的展開服務。比如在故事的開始，《董西廂》是由敘述者來交代春天：“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間，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仙呂調·賞花時〕芳草茸茸去路遠，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盡堪描。○西有黃河東華岳，乳口敵樓沒與高，仿佛來到云霄。黃流滾滾，時復起風濤。”(卷一)但《西廂記》雜劇則是在鶯鶯出場時，讓鶯鶯直接唱出心中對春天的感觸：“可正是人值殘春蒲郡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第一本楔子〔仙呂·賞花時〕)春日之景牽動鶯鶯的心緒。劇本用鶯鶯的唱詞傾訴她在暮春時節的愁懷，落花飄零中的傷感，讓觀眾在劇本的開始，就對人物有一種直接、感性的體味，也為鶯鶯隨后的愛情萌動做出鋪墊。

張生佛殿偶遇鶯鶯，一見鐘情。《西廂記》雜劇寫張生對鶯鶯的美好感受是“恰便是嚦嚦鶯聲花外囀”(〔勝葫蘆〕)，是“若不是襯殘紅芳徑軟，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后庭花〕)。寫鶯鶯離去后張生的失落是“空余楊柳煙，只聞得鳥雀喧”(〔后庭花〕)。以春天的景致寫張生的“意惹情牽”，表達他的愛慕之情。“心猿意馬”的張生因此決定“不往京師去應舉也罷”。

“長亭送別”是雜劇中經典的一折。作為主唱的鶯鶯的曲詞在對餞別時刻的摹寫中，一再穿插對秋景的歌吟。“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正宮·端正好〕)秋空之高遠，暮秋的西風、菊花、大雁、紅葉，渲染著離別的背景，寫出鶯鶯內心的煩惱與傷心。“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煙衰草凄迷”(〔脫布衫〕)，風中翻飛的黃葉、煙霧籠罩的枯草，點出秋日的凄涼，也映照著宴席上的痛苦與壓抑。“夕陽古道無人語，禾蜀秋風聽馬嘶”(〔一煞〕)浩蕩秋風中的馬嘶，宣告著離別，也強調著孤獨與寂寞。唱詞成功融匯范仲淹《蘇幕遮》、王勃《山中》、王安石《桂枝香》、李白《憶秦娥》等詩詞的情感和意境，使感情的容量異乎尋常的豐厚，耐人尋味。送別情節的搬演、“愁眉淚眼”的鶯鶯形象的塑造，與詩歌抒情之美融合無間。

“長亭送別”之后，張生投宿于客店，睡夢中鶯鶯追趕而來。“董西廂”寫張生客店夢醒后是“越越的哭到月兒落”，而雜劇則把《董西廂》對張生“哭泣”的描述改寫為張生的唱詞：“〔雁兒落〕綠依依墻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葉風，昏慘慘云際穿窗月。〔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舍；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第四本第四折)寫秋夜穿過云層的月光，寫風吹落葉之聲，寫促織的叫聲、搗衣聲，用寥落的秋景、凄切的秋聲抒寫張生的心情，借助夢醒后的所見所聞來表達張生的思念，豐滿劇本對離別傷痛的刻畫。

在《西廂記》雜劇對崔張愛情故事的表現中，紅娘承擔著重要的作用。劇中紅娘的唱詞亦時時和“春”與“秋”的時序相聯系。在“董西廂”中，張生跳墻一段，是用敘述者的視角來寫景：“夜深更漏悄，張生赴鶯期約。落花薰砌，香滿東風簾幕。手約青衫，轉過欄干角。見粉墻高，怎過去？自量度。○又愁人撞著，又愁怕有人知道。見杏梢斜墮裊，手觸香殘紅驚落。欲待逾墻，把不定心兒跳。怕的是：月兒明，夫人劣，狗兒惡。”(卷四〔中呂調·碧牡丹〕)但在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中，則改為紅娘主唱：“(紅云)姐姐今夜月朗風清，好一派佳致也……〔駐馬聽〕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凉苔徑滑，露珠兒濕透凌波襪。”(第三本第三折)“淡黃楊柳帶棲鴉”用賀方回《浣溪紗》詞，而以“嫩綠池塘藏睡鴨”為對，不但天然巧妙，而且更突出了春日的爛漫色彩。劇本借助紅娘的眼睛，由這位事件的參與者來描摹景色，寫月朗風清下的池塘、睡鴨、楊柳、棲鴉。用嫩綠、淡黃的顏色，用牡丹芽與荼蘼架，寫春色之美、春天的生機。然而，紅娘的唱詞是寫景，又不僅僅是寫景。美好的春色是張生跳墻赴約的背景，傳達著一種愉悅的心情。同時，也與接下來的劇情反轉構成反差。

王實甫在元代雜劇成熟、發展的時期，以“有情人終成眷屬”為主旨，重寫鶯鶯張生故事，把《西廂記諸宮調》對春景、秋景的表現，加以重塑，轉換為整個故事的結構脈絡。以“春”與“秋”為故事的時間框架，把崔張故事放置于一度的“春”與“秋”的轉換之間。從春天的相思，到秋日的離別，“思路不分，文情專一”(李漁《閑情偶寄》“結構第一”)，使故事的演述凝練、簡潔，很好地吻合了雜劇舞臺扮演的特性。而在“會和以春，別離以秋”的時間框架下，長于情辭的王實甫用雜劇這種當時盛行的大眾娛樂形式，發揮傳統文化中對節序的認知、詩歌中春思秋怨的積淀，強化借景抒情的表現手法。通過春景、秋景，把劇中人物的心事、心聲透徹地傳達了出來，使故事的敷衍具有了充沛的感情色彩，使雜劇的主題得到彰顯。

可以說，《西廂記》雜劇發揚了戲曲的特點，借時序使抒情與敘事達成完美的融合，成就一種新的文本范式，一部“萬載風流話本”(西蜀璧山來鳳道人《新增秋波一轉論》)。王實甫的《西廂記》，也由此成為文人雜劇寫作的精致代表，成為中國戲曲史上的不朽經典。

(作者：李簡，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