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將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和食用推到風口浪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王瑞賀10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為了堅決貫徹黨中央關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法治保障的各項部署，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已經部署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工作，擬將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增加列入常委會今年的立法工作計劃，并加快動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進程。

在現行法律體系中，直接涉及野生動物的法律主要包括野生動物保護法、漁業法、動物防疫法和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野生動物保護法。

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所所長于文軒教授11日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野生動物同時具有資源屬性和生態屬性。20世紀80年代，我國在制定野生動物保護法時，更多地強調野生動物的資源屬性，側重對作為資源的野生動物的利用。隨著野生動物保護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日益凸顯，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在立法目的中刪除了野生動物利用方面的內容，確立了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管理的原則，從獵捕、交易、利用、運輸、食用野生動物等各個環節作出了規定。修改后的法律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從實施情況看，還存在不少問題。

問題之一是對商業目的的人工繁育規制不足。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二、二十七條規定，經相關部門許可，可以獵捕、出售、利用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以及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這也被認為是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規定的保護和利用野生動物的方式之一。

“一般來說，通過科學合理地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擴大物種種群數量，可以為人類提供科學研究的樣本、恰當的物資和生活資料，滿足人類利用野生動物的需要，還能夠減少對野外種群的獲取需求，從而起到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于文軒說，但在實踐中，人工繁育制度并沒有很好地實施。人類對野生動物制品的非理性需求與消費，讓商業利用成為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最重要動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目的不相容的。

此外，我國法律法規并不禁止野生動物交易。

“目前，我國野生動物管理主要涉及林業草原、農業、市場監管、衛生健康、公安等部門，這些部門的職責存在一定的交叉、重疊甚至沖突。有些主管部門存在監督與管理職能合一的情形，出現了‘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情況，影響了法律的有效實施。”于文軒建議，將制定政策與立法的管理職能與督促政策與立法落實的監督職能相分離，厘清有關部門在野生動物管理中的職責，加強有關部門在立法和執法中協同配合，同時注重應急制度的嚴格落實和社會公眾的有序參與。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推動野生動物管理工作的有效展開。

于文軒同時認為，建立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動態調整機制是一條可行的出路，也是在目前野生動物管理框架下效率較高的解決方案。在這一方案中，科學合理的調整機制尤為關鍵。

“在調整時，應主要根據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求，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物種和生物遺傳資源等方面的因素，可以基于現有的制度資源，如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十條規定的定期評估機制，縮短評估周期，豐富評估內容，將評估結果作為調整名錄的重要考慮因素。”于文軒建議，將目前國家林業草原主管部門和農業農村主管部門分別制定的野生動物保護名錄進行整合，在此基礎上制定統一的國家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并對名錄適時調整。此外，他認為在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過程中，增加關于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入藥的規定，嚴格限制將列入禁止食用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材使用，并鼓勵盡量使用替代原料。

（科技日報北京2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