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孔子、伯牛行為的解釋 不太靠譜

《論語》第六章，孔子的得意門生伯牛得了重病，臥床在家，孔子前去探望，原文是這么寫的：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子沒有進屋，沒有走到伯牛病榻前噓寒問暖，而是“自牖執其手”，隔著窗戶抓住伯牛的手，連聲哀嘆：“天哪，這是命啊！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這種病呢？這么好的人怎么能得這種病呢？”

伯牛姓冉，名耕，字伯牛，為人善良，品德高尚，在孔門弟子當中僅次于顏回，經常被孔子贊賞。眼見這么一位得意門生即將病亡，孔子當然痛惜。問題是，孔子探望時，為什么要隔著一張窗戶呢？

南宋大儒朱熹給《論語》做注，說伯牛的家屬為了表達對孔子的尊重，將伯牛抬到了南窗底下，為的是孔子進屋以后，可以站在伯牛病榻北側，面朝南方探望門生；而孔子卻認為，如此尊貴的禮節只能用在國君身上，所以不愿進屋，寧可站在南窗外面，面朝北方，隔著窗戶與伯牛握手。

朱熹順便還引用了漢代儒生的一個解釋：伯牛長了癩瘡，會傳染，孔子之所以不進屋，是怕傳染。

或者也有這樣一種可能：伯牛不想傳染別人，主動把自己隔離在一間小屋里，聽見孔子來了，也不開門，孔子只好隔窗探視，并用握手的方式予以安慰。

以上三種解釋，哪種解釋更貼近歷史呢？我想大多數讀者應該會選擇最后一種解釋——孔子之所以不進屋，是因為伯牛把自己隔離了。

古代中國幾千年歷史，瘟疫頻發，這我們都知道。但是，古人面對瘟疫時，也會實施隔離嗎？

乾隆發話：如果哪個王公不確定是否出過天花，別來見朕

查《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書，隔離的例子不勝枚舉。

比如說五代十國的后唐時期，湖北隨州與河南鄧州鬧瘟疫，許多人重度感染，為了避免再傳染父母和兒女，躲進房間，房門緊閉，只在窗戶上開一個洞，讓親屬給他們傳遞飯菜和便桶。親屬傳飯送菜之時，也不敢跟患者接觸，用一根長竹竿挑起飯籃和水壺，站得遠遠的，隔窗遞進去。

再比如說公元12世紀金朝統治下的山東，有一年鬧瘟疫，百姓十死八九，幸存者擔心傳染，做得更絕：“舉室棄之而去。”把已被感染的親人扔在家里不管，自己逃往他方。這樣的極端做法豈止是隔離，簡直就是遺棄。

在距離我們較近的清朝，京城常鬧天花，滿洲統治者畏之如虎，順治帝和康熙帝都下過嚴令：“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官府強行將那些正在得天花的人隔離在北京城外四十里遠的地方，以免傳染。

我們知道，順治帝很有可能死于天花。在順治駕崩之前的頭一年，后宮嬪妃有感染天花的，順治不可能把自己的嬪妃也隔離到城外四十里，于是他隔離自己，移駕到行宮居住，讓太監宮女給他送飯送炭。送飯期間，他又擔心被太監宮女傳染上，“惜薪司環公署五十丈，居人凡面光者，無論男女大小，俱逐出。”(談遷《北游錄》)惜薪司是專供宮廷柴炭的機關，順治讓人對惜薪司進行檢疫，只要看見哪個工作人員有一點點感染天花的跡象，無論男女老少，一律驅逐出去。

乾隆號稱雄才大略，也非常擔心傳染天花，他喜歡在河北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蒙古王公，原因有三：第一，那里距離蒙古更近，便于接見；第二，那里可以避暑，滿洲人畏熱，在承德過夏天等于到了天堂；第三，承德地廣人稀，蚊蟲稀少，泉水不受污染，不像北京城那么容易傳染瘟疫。但即便到了承德，乾隆還是不敢接見那些沒有出過天花的蒙古王公，他有一道圣旨寫道：“如本身未能確知出痘之王公臺吉等，俱不可來此，若欲瞻仰朕顏，于朕出哨之時，行圍之所，亦得瞻仰。”如果哪個王公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出過天花，千萬不要來承德見駕，如果想瞻仰朕的容顏，可以在朕出去打獵的時候，站得遠遠地觀賞。

在瘟疫隔離這方面做得最盡心的朝代還數宋朝

在瘟疫面前，所有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都應該享有保護和醫治的權利。順治驅逐潛在的感染者，乾隆拒絕接見沒出過天花的王公大臣，做法都非常自私，都只考慮他們自己的安全，不顧別人的死活。正確的、科學的、合乎人道的做法，應該是動用國家機器，動員國家力量，將感染者進行安全隔離和悉心救治。

康熙年間，有一個名叫趙開心的御史，給康熙提建議：“有司奉行不善，露宿流離，稚弱多饑饉……東西南北，各有一村令其聚處，有拋棄男女者，該管官嚴加責治。”城中居民得了瘟疫，往常只驅逐、不救助，逼得人家露宿在外，兒女無人照顧，飽受饑寒之苦。以后應該在京城四郊各劃出一個村莊，讓感染者集中居住，官府給予補貼，如果有人拋棄兒女，則由官府嚴加懲辦。康熙從善如流，聽取了這個建議，但是官府財力有限，基層官員執行力又太差，只搞了一年就不搞了。康熙以后，京城再鬧瘟疫，朝廷還是老辦法：強制驅逐，任由感染者自生自滅。

古代中國那么多王朝，在瘟疫隔離這方面做得最盡心的朝代，還是宋朝。從北宋后期開始，各個州府都設有“居養院”和“貧濟坊”，這是官辦的慈善機構，平常用來救助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孤苦無依的老人和棄兒，瘟疫暴發時，則被用來隔離感染者。不過宋朝財政開支巨大，地方官府常常入不敷出，各地居養院和貧濟坊的管理有好有壞，基層官吏上下其手，挪用善款，甚至虛報救助名單、冒領國家補貼，往往是該救助的窮人得不到救助，該隔離的感染者沒有地方隔離。

至于民間自發的隔離，在古代中國其實也是相對少見的。首先，古人醫療觀念落后，除非瘟疫特別嚴重，傳染性和致死率特別驚人，否則絕大多數老百姓都認識不到隔離的重要性；其次，漢代以后儒家文化獨占鰲頭，孝道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父母染上瘟疫，兒女如果敢于將父母隔離起來，輕則會受到鄰里的批判，重則會受到官府的嚴懲。“二十四孝”那些孝親之法，例如割下自己的肉喂父母吃、品嘗父母的排泄物，在魏晉以后都被全社會奉為典范，疫情越嚴重，愚孝者越有可能這樣做，不但無助于親人的健康，還極有可能加快瘟疫的傳播速度。

清朝末年，一個旅居香港的法國醫生這樣評價我們的國民：“他們養成了愚昧的不衛生的習慣，從嬰兒時代起就群居混處，不了解隔離的必要……”這種評價雖然尖刻，但也不是完全背離事實。

民國的理發店員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

在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覆滅以后，民國時代來臨了，西方科學和醫療文明傳入中國，被一些有識之士宣傳普及，被報刊反復報道，也被官方強行推廣。

1928年春天，北京幾所小學傳染猩紅熱，衛生局、教育局和學校都沒有采取任何手段，一個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學生家長上書當局：“須知隔離為肅清時疫之最要條件，各學校如有傳染病發生，當即從事隔離，禁止病童入校，以減少其他兒童感染之機會，而易收預防之功。”這個家長還說：“須知傳染途徑不必皆由患者直接傳播而來，曾與患者共同居處之人亦有傳播病菌之能力，故不僅隔離病童，其共同居處之兄弟姊妹亦當禁止入校。”最后該家長還向當局科普了幾種常見傳染病的潛伏期：“白喉一至七天，猩紅熱二至十二天，天花七至十五天，麻疹四至十九天，當俟病童最長之潛伏期過后，方可準其入校。入校前須呈請醫師證明，方可定其回校之期。”

1931年春天，杭州暴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市政府隨即通令“市內各學校如有發現疫癥者，全體停課”，“各公共娛樂場所暫時停止開演”，“暫將浙江省立傳染病院改為隔離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須至隔離所收治，經過十日經檢查后方得出所”，“民眾須戴口罩并須注射預防針”。

1932年春節前后，北京再次傳染猩紅熱，北平市衛生局在媒體刊登公告：“天壇傳染病院舊址業經組織就緒，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開診，嗣后各區界住戶如有發現染患猩紅熱病者，隨時遞送醫院醫療，以遏疫疬。”

同樣還是1932年，廣州市衛生局發布公告：“擬在海港檢疫所南石頭辦公室附近，增減隔離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圍內建成十幾座“麻風病人隔離所”，由財政撥付全款，對麻風病人進行免費隔離醫治。

民國期間，政權割據，戰火紛飛，中華大地上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大一統政府，各個政權各自為政，爭斗不斷，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傳播。再加上經費匱乏、醫療落后、民眾對衛生宣傳和現代醫療都非常隔膜，所以對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終很差。蔣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廣“新生活運動”，強令戲院廢止公共手巾，教導民眾學會排隊和講衛生，要求理發店員佩戴口罩，也沒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報》刊登《衛生與口罩》一文，對理發店員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樣‘聰明’。”由此可見，延續幾千年的陋習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

但是，如果做縱向比較的話，民國畢竟有這么多有識之士，民國當局畢竟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比起古代中國還是進步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