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在位于老國展的2020年圖書訂貨會現場，77歲的馮驥才帶著《俗世奇人全本》與讀者見面，人文社還根據大馮手繪的插畫推出了一套撲克牌。

自上世紀90年代至今，馮驥才先后創作了54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說。其風格統一，傳奇色彩濃郁，書寫了清末民初天津衛的地域風貌、風土人情、生活風尚，也展現出我國民間文化的精巧技藝與其中蘊藏的智慧。

這些年，馮驥才為傳統文化保護四處奔走，但也從未放下對俗世奇人的尋找與書寫。2019年，馮驥才又創作了《大關丁》《彈弓楊》《孟大鼻子》《齊老太太》等18篇“俗世奇人”新作，現集成《俗世奇人全本》，呈現給讀者完整的54篇“俗世奇人”系列。

今年77歲的馮驥才，身上還一直有一種“勁頭”，這當然不只是曾經職業籃球運動員的身份留給他的身板和活力。面對讀者，馮驥才總是把最真誠、最有價值的東西拿出來和讀者交流，哪怕是在一個不大的讀者見面會現場，他也會全程站直與讀者交流以示尊重。

面對他在意的文化遺產搶救，他走街串巷二十年如一日不遺余力；面對他熱愛的天津文化，他總是覺得自己有責任要為這里的精氣神做些實事，哪怕只是寫好一個市井生活里的小人物。

不論創作、文化遺產搶救，還是書寫城市文化，每一件都是大事。在這些可以講大話或者指指點點的問題上，大馮卻都扎扎實實做好了自己該做好的事。

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尋找出來的

都是不經意積累下來的

問：這些年看到您在不同領域奔走，《俗世奇人》算是您的一種回歸嗎？

馮驥才：我是一個跨界的人，在不同的領域里穿梭。你們恐怕看不出來，我今年77歲了。最近二十多年我跋山涉水、走村串巷去做文化遺產調查、古村落調查。這些事情依然在做，因為我們現在文化遺產、我們的村落仍然面臨著非常大的問題。我覺得這仍然是我的事。

但是歲數大了，在書房的時間多了一點，文學自然回來了。有人說這是我的回歸，我覺得是。不是我想寫小說，是小說找我寫它。這二十多年里我的小說寫得很少，甚至跟沒寫差不多，可是現在我覺得大量的東西涌上來讓我寫它。

這是什么原因？我體會到一個概念，實際上作家真正的生活不是尋找出來的，都是不經意積累下來的。為什么我們在粉碎“四人幫”后，在八十年代爆發出那么多的文學作品，那么多的文藝家？那是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積累、壓抑，一定要爆發。這二十多年來我在全國各地去調查的時候，遇見各式各樣的創造文化的老百姓，這塊土地激發了各種感情，引起很多對文化的體驗、感知、思考，這些東西在我心里都積累著，現在寫東西反而比那時候一直不停地寫、尋找題材寫，更自然一點。

問：您如何給《俗世奇人》的“奇”定義，它在文化上有特別的含義嗎？

馮驥才：“奇”就是非同尋常，底線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這些人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或者身懷絕技，或者他待人接物、做事做人讓人意想不到。這樣的人叫奇人。在古代，故事不叫故事，叫“傳奇”。無奇不傳，如果你沒有什么奇的東西，大家也不會口口相傳。

生活中如果你往深處看，會找到很多這樣的奇人。我做了二十多年的文化遺產搶救，我看到中國大地上的奇人太多了——他們是有本事的人、有絕技的人，讓人意想不到的人。我希望能通過一個巧妙的故事，把一個獨特的性格挖掘出來。

問：能不能講一個您生活中遇到的奇人故事？

馮驥才：這個故事我沒放在書里，但是我遇到的事。天津有一種食品是十八街麻花，我知道它有一手絕活——“看天和面”，和面師傅看著天氣來和面。不同的天氣手法是不一樣的。我覺得這事很有意思，到十八街麻花去找他們老板，我說跟他們師傅見面，老板很客氣地說“馮老師這個不行”。他說炸麻花可以看，和面是不讓人看的。

問：那這樣的故事如果要寫，確實很考驗作家。

馮驥才：對，不過作家有獨特的思維方式。因為我生活中遇見的東西多了，這樣生活的細節積累得多了，有一個契機就能把這些生活寫到小說里。碰到一兩個很好的細節，其他的部分就看我的虛構能力。

所謂虛構，故事里人物的性格命運可以虛構、故事的情節可以虛構，但是生活不能虛構。小說需要大量的生活，需要作家在生活中積累大量的、豐富的、扎實的、厚實的生活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虛構就沒有條件。現在老愛提一個詞，讓作家“深入生活”。我覺得生活不是找的，生活中那些最好的細節你找不到的。一個人在生活中不經意的事情，過了十幾年想起來很多細節還可以刻骨銘心。只有看到了記下來，或者通過虛構寫下來。

天津人說泥人張、狗不理，說市井奇人

佩服身邊有本事、有能耐、性格個色的人

問：人文社這次不僅出版了《俗世奇人全本》，還開發了文創品——一套撲克牌，內容是您為小說畫的54幅插畫，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畫這些插畫的？

馮驥才：不是出書前畫的，而是平常畫的。

給你透露一下我的工作方式吧，我特別喜歡收藏本子，看到好看的本子都會買，每次出國也會買很多。我家有各式各樣的本，每一個都有不一樣的作用。有一個上面寫警句，每次我想出深刻的話就寫在上面，像泰戈爾寫《飛鳥集》一樣。有一個本子是手稿本，有時候突然冒出一個想法，哪怕只是一個題目，我就把題目寫在這個本子上，有時候腦海中冒出一個人物我就寫上兩句，過兩天也就忘了。

《俗世奇人》也有一個本子。我這個本子寫了三輯，每一輯都很厚，從頭到尾寫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比如我想這個人好玩的事就寫上幾句，然后畫他各式各樣的動作、形體，我心里這個人長什么德性，我就把他畫下來。每個人物都畫了好多個，比如泥人張就有20多個。

等到要出版的時候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選一個人物勾下來。畫插圖很過癮，我畫天津人也很來勁。人文社的編輯也非常有想法，一副撲克牌加上大王小王正好54張，他們把我小說里的每一個人物做成一張撲克，集成了一副撲克牌。

問：《俗世奇人》書寫了清末民初天津衛的地域風貌。里面的人物既在顯要上層，更在市井民間。當中的人物又和天津有密切的聯系。創作《俗世奇人》過程中，您如何表達天津地域文化？

馮驥才：我寫這些人物和故事，確實在追求所有人物的性格共同點，就是天津人的性格。我更關注天津的集體性格，就是地域的特點。做了二十多年文化遺產搶救，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實際是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多樣性。

天津人是什么性格？天津是碼頭，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天津人豪爽、義氣、調侃、幽默、斗氣，但是斗氣不較真。我舉個例子，我有一天下班騎自行車，路過一個崗樓。那時候警察都坐在馬路角上圓柱形的崗樓里。有一個年輕的警察剛上班沒幾天，但是剛穿上警服也有點神氣。一個老大爺推著自行車，車后面綁著一堆木頭。老大爺因為穿著棉褲，邁了三次腿兒都沒邁上車。過往的車輛很多，警察有點替這個老大爺擔心，怕他被撞上。

如果是別的地方警察看到了，大概會說：“大爺這個地方車太多，您那邊去上，別把您碰到。”天津人不這么說，這個警察笑著跟老大爺說：“大爺，你要想練車，找個安靜地方練去。”這就是天津人，正話反說，天津人平常都這么說話，所以天津人里才出馬三立、郭德綱。

一個城市有一個城市的集體性格，天津人跟北京人不一樣，天津人從來不說名人，不說齊白石，也不說李可染、郭沫若、茅盾；天津人說泥人張，說狗不理，說市井奇人，天津人佩服自己身邊有本事、有能耐、性格個色的人，這是天津人。因為這樣一個群體造成的集體性格我喜歡，所以碰上這樣的東西我自然就要寫。

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兒

而是天津勁兒，就是天津精神

問：這些故事里的語言也有一種天津味兒。

馮驥才：我的《俗世奇人》希望把天津人的地域性格，天津人獨特的可愛的地方表達出來。我在小說里也在摸索一種語言。在敘述小說的時候，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兒，天津味兒是一個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勁兒，就是天津精神。所以我要把天津人的氣質放到我小說的語言里，我寫的時候經常笑，我喜歡寫這樣的小說，覺得寫這種過癮。

問：您講到天津是市井城市，您怎么評價天津城市文化？天津的性格是否也是歷史沉淀下來的東西？我們看到您筆下的故事有非常濃厚的津味，但是今天在文學的版圖上，我們能看到京味、海派的作家，也能看到東北文藝復興的新作家崛起寫今天的東北，卻很難看到誰還在繼續寫天津。

馮驥才：這個問題非常好，講到城市的存在感。在今天中國大的格局里，城市的存在感不是很強，因為它不是走在最前沿的城市。這跟一百年以前的天津不一樣，那時候提到天津便說是“大天津”，外來的東西都要先到天津才到北京，到了北京是慈禧太后能見到，送到宮里，老百姓見不到。因為天津是租界，外國人來的話先到租界，所有的電報、郵局、火車、電燈電話、自行車都是先到的租界。

我小時候還趕上一段時間經常聽到一個詞叫“大天津”“大上海”。但是一個城市的發展，就跟國家一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除非一個地方不斷的有強人、有高人，你才能把興盛延續下去。

這也不是作家能解決的，當一個城市不那么興盛，不那么冒尖，它的大城市存在感就不是作家能解決的了。但是作家要做的是把這個城市文化的特點留下來，把城市有魅力的東西呈現出來，讓外面的人更了解這里。很多人不了解天津，以為天津就是煎餅果子，天津還有更可愛的，我要把它寫到小說里。

所以為什么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好作家特別重要，因為讀者會根據作家寫的東西重新認識這里的文化。俄羅斯的文化是在一個高峰上，因為有托爾斯泰、普希金、契訶夫、柴可夫斯基、列賓這么一大批人，他們通過文藝作品，更集中、更鮮明、傳播起來更有魅力地來反映一個民族的氣質和精神。如果沒有這批人，你連俄羅斯的性格都不知道。

《俗世奇人》寫的是清末民初，按照文化年鑒史學派的觀點，一個地方的文化往往在某一個時期表現得特別鮮明。比如上海，表現最鮮明的是穿旗袍的三十年代，周璇、張愛玲她們都在那個年代。上海的電影、畫報、歌舞都特別有名；北京最有特點的是清末時期；天津最有特點的是租界時期，也就是中西碰撞的時候。

東方人和西方人看待彼此是不一樣的。我在《單筒望遠鏡》里面說過，東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西方人；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東方人，也不是東方人眼睛里看到的東方人。正像男人眼里看到的女人，不是女人眼里看到的女人，女人眼里看到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里看到的男人。它是有差異的，這個差異需要作家敏銳地發現。

問：您說天津近代化甚至比北京都要早，但也有一種感覺是西方的文化、租界的文化，對于天津本地的市民好像影響痕跡很小，甚至可能一些傳統文化性格都在今天的天津人身上難找到。比如天津以前是很重要的碼頭城市，碼頭城市江湖文化，碼頭都是要奔南北東西的，但是今天天津人非常的戀家，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呢？

馮驥才：戀家也不錯，有的男人不戀家媳婦還不高興。我就戀家，我七十多歲了，我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天津。但我對天津是了解的，天津人厚道、抱團。比如我在天津馬路問“和平路怎么走”，天津出租司機會說“你上來我送你一段吧”。天津人受燕趙文化的影響，講義氣。我有一個朋友到天津找我，司機說“你找大馮啊，大馮在天津大學，我送你去”。各個地方的人性格都不一樣，各有各的長處。

現階段很重要的工作

是怎樣喚起老百姓對自己文化的熱愛

問：這些年您為文化遺產保護奔走，在您看來現階段亟須改善的是什么？

馮驥才：我碰到的最大問題，是我們的老百姓不認為自己的文化重要，百姓沒有覺得這些東西是他們生活中不能割舍的。

一條街有很多很有價值的房子，為什么很輕易地拆掉？不一定都是政府或者開發商想要拆，很多老百姓自己認為房子太小太破，他沒有認為這個房子是有價值的，就把它拆了。

當代的老百姓和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是脫節的，這是最大的問題。他們看不到歷史留下的東西的價值和重要性，一條街、一個節日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欣賞價值、審美價值、歷史見證價值，百姓看不到。只看到這個東西能不能變成錢，如果能夠有人來參觀賺錢，他才認為自己的東西有價值。

我覺得現階段很重要的工作，是怎樣喚起老百姓對自己文化的熱愛。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教育的問題。從教育上告訴孩子這些節日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元旦、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陽，這些節日都是生活中的高潮，每個節日必不可少。我們也要認識每個節日對中華民族的意義，這個節日的靈魂是什么。最近幾年對節日的認識是好一點，但是要真正從根本上解決還得從教育抓起，我認為傳統文化的教育是一個方面。另外要帶孩子們去體驗傳統文化，光念書、寫答案還不行，還得自己去體驗。

問：親身的體驗確實很重要。

馮驥才：小時候一到清明節，老師就領著我們到郊區踏青，我們看到草地長出嫩芽。我記得老師在垂下的柳樹里面找最嫩的柳條，把柳條插進泥地，第二年老師還領著我們到那個地方去，看你去年插的那個柳樹長沒長成熟。看到真的有柳條在成長，小孩子都特別高興。這個時候不僅自己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大自然是萬物興盛的，他感到大自然跟人的關系、節日和文化之間的聯系。

問：說到對年輕人的教育，很多中學生和他們的語文老師非常喜歡您的《俗世奇人》。對于正在學習寫作的年輕人，您有什么建議嗎？

馮驥才：我的小說都不長，長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都在兩千字左右。我希望在兩千多字里把一個人物寫出來，這確實不容易。實際上短篇需要用最節省的筆墨，用準確的詞語使人物活靈活現。你要寫一個東西，不應該是模模糊糊還沒有認識的時候要把它寫出來，你一定讓那個東西變得活靈活現在腦子里之后，再找出一個詞來，把它寫出來。

寫風景、寫事物、寫一件東西，你都得要逼真地看見，而且都得看見它有表情才行。我有一個好朋友韓美林，我寫過他的口述史，我很了解他。他愛畫小動物，小貓小狗畫得很可愛。其實他畫很可愛有重要的一點，他是用愛心來畫小動物。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受很多苦，最受苦的時候他畫最可愛的東西來安慰自己。所以他用愛心來畫畫，他畫什么東西都把它當作人畫，他畫小鳥點一個眼睛，說“你看，小鳥沖我眨眼了”。他有這樣的心情，覺得自己畫的東西是活的，有生命的。

大概的要領就是這樣，寫一株植物，要看到植物是真實的、有生命的、有魅力的、有誘人的感覺，才能寫。所以我們教孩子寫作，不只是要教孩子怎么寫字詞，應該是教給孩子們想象。充分發揮孩子們的想象力，要把想象的東西想得很美，想得很生動，才能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