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馬長山

隨著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融合發展，人類已經從工商業時代跨入了數字經濟時代，開啟了智慧社會，“其影響力足以與工業革命相媲美”，這必然會促發人權的發展與變革。事實表明，既有的“三代”人權發展格局被逐漸打破，“第四代人權”應運而生，如何加強其法治化保障已成為一個迫切而重要的時代課題。

數字經濟有兩個質的飛躍：一是傳統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及其相應的基礎設施越來越多通過數字化來展現和發揮作用；二是出現了全新的生產要素，那就是時刻都在生成的生產生活數據，它已成為驅動經濟增長的核心生產要素和新型基礎設施，并加速推進了信息數字化——業務數字化——數字轉型的發展進程，從而引發“從機械思維到數據思維的轉變”。為此，適應數字時代的客觀發展要求，推動從物理世界人權觀到數字世界人權觀的轉型升級，就顯得重要而緊迫。

立足數字化加持

我們知道，前三代人權內容主要是物理世界中的公共參與、生活水準和公平發展，涉及的是物理意義上的人、財、物及行為，幾乎沒有數據和信息的概念。而如今數字時代的到來，從個人隱私到公共生活，從衣食住行到公共安全，一切都在信息化、數字化的加速進程之中，純粹的線下活動越來越少，“‘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分野正在失去以往的意義”，“每個人的數字生活將更加細節化”。這樣，包括生命財產、政治參與、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在內的各項人權，要么受到了信息化、數字化的解構和重構(如隱私與人格、智慧政務與公共參與、虛擬財產保護、網絡言論自由等)，要么遇到了全新的挑戰(如數字鴻溝、算法歧視、算法霸權、監控社會等)。此時，數據和信息不僅成為人們數字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源，也成為新時代人權日益重要的新型載體和價值表達。無論是人權屬性、人權要素、人權內容，還是人權形態，都正在從前三代人權的物理加持方式，轉向當下人權的數字加持方式，進而構成了“第四代人權”的發展動力和基礎。此時，只有從智慧社會的客觀需要來增進人權的數字加持，才能更有效地保護“數字人權”。

認同數字化人格

在人權理論上，“并非任何促進人類的善或人類繁盛的東西都可以算作人權的對象，唯有人的資格所需要的那些東西才可以成為人權的對象”。在當今數字時代，每天都在產生的海量信息，既是生產生活的運行軌跡和交往圖式，也是人們身份數據、行為數據、關系數據和言語數據的具象展示和情景再現，從而塑造著人們的數字屬性、數字面向和數字生態，構成了人的資格所需要的一種核心資源。首先，消費者若不具備基本的數字素養，將無法正確地運用信息和數字化產品和服務，成為數字時代的“文盲”，故而，數字素養不僅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和重要基礎之一，也是人格所需的必備要素，并被聯合國認為是數字時代的基本人權。其次，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都已突破了傳統的物理空間意義和范圍，不斷地向虛擬空間進行拓展和延伸，而且，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系也在虛實同構中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普通情形下對數字監視器非法的或未授權的侵入，被認為是侵入他人的私人領域或空間”，因此，數據和信息承載著重要的主體價值和人格權益。再次，日常生活領域中的自動化算法決策會越來越多地取代人腦決策，算法黑箱、算法霸權、算法歧視等問題也會隨之凸顯并普遍化，為此，“工業時代為契約自由和財產權而斗爭，算法時代則為了數據的收集、傳送、使用和分析而斗爭”。此時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契約自由和財產權，而是數字化人格，包括“保護個人的電子信息的知情權、個人的電子信息不受非法泄露、篡改、毀損等權利，都是個人人格權的重要內容”。由上可見，認同數字化人格是保護“數字人權”的必然選擇。

重塑人權價值觀

近代人權觀念的生成及其制度實踐，一直是以啟蒙精神為價值來源和支撐的，其核心是基于人之尊嚴的普世道義。因此，前三代人權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存發展等領域得到了積極的“目標性”保護，但面對數字時代的人權挑戰，這種傳統保護模式就難以為繼了。因為啟蒙時期的價值理想是現代性的產物，反映著工商業社會的生產生活規律；而如今人類邁進了智慧社會，人格尊嚴、自由平等、公平正義、勞動就業、生存發展等項人權難以再恪守啟蒙價值。例如，英國新實施的《數據保護法案》規定，任何公民都有權禁止企業對其任何個人信息進行利用。“不過，如果有公民打算行使此項權利的話，那么在貸款、辦信用卡甚或找工作時，他都可能會攤上一大堆麻煩。”同樣，歐盟GDPR旨在捍衛啟蒙價值，但無疑會對信息技術發展和數字經濟帶來巨大阻力。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顛覆性的技術革命既可能控制我們的生活，也可能服務我們的生活，而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個數字化世界中，“針對哪些信息流是可以被允許的或被阻止的，哪些是需要鼓勵或打壓的，都需要在制度、激勵、法律、技術或者規范方面進行清晰的設計和規劃”，從而按照數字社會的生產生活規律來重塑人權價值觀，確認和保護“數字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