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新宇 金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之相應的，中國的文學發展也在世界文學的圖景中，繪制了奪目的景致。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2019年南京入選聯合國“世界文學之都”，都頗令國人尤其是文學愛好者歡欣鼓舞。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既折射了中國文學的當代發展，也彰顯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強大力量，可謂中國軟實力在文學領域的卓越體現。

在中國文學版圖上，上海雖沒有六朝古都南京那樣深厚的古代文學傳統，但作為后起之秀，頗有后來居上之勢。19世紀末，上海一躍成為全國文化中心。上世紀20年代，隨著新文化運動在北京的蓬勃開展，文化中心一度北移，但因北洋軍閥對新文化運動的壓制，文化中心很快又回歸上海。基于這種得天獨厚的優勢，上海文學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并形成了自身強大的傳統和優勢。

上海文學最令人驚嘆的，是其求新、求變的先鋒探索精神。 柳友娟 制圖

對現代性的追求

上海文學最令人驚嘆的，是其求新、求變的先鋒探索精神。這與上海城市的特性是分不開的。作為對外通商口岸，上海較早接觸了西方文明，華洋雜處的狀態也使上海民眾對于外來的新的事物與文化，持有一種較為開放的態度來面對與接納。

20世紀20年代，李金發的三部象征派詩集《微雨》《食客與兇年》和《為幸福而歌》相繼在上海出版。其后脫穎而出的三位象征主義詩人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也都出自上海的創造社。這顯示出上海的現代性特質，已成為培育現代主義文學創作最適宜的土壤。

至20世紀30年代，圍繞著上海《現代》等雜志而崛起的新感覺派小說和現代派詩，則掀起了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第一次高潮，劉吶鷗、穆時英等寫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寫作的“都市脈搏”。正如穆時英所說：“這是機械的世紀。田園，古柏下戀思，井邊的少女，茅屋上的炊煙，斜陽……這些已不再是詩的內容，20世紀的詩是飛機、摩天樓、發動機的歌詠。動的時代，動的生活——請看這嶄新的都市風景吧！”當時活躍于上海的現代派詩人可謂人才濟濟，有戴望舒、徐遲等等。雖風格各不相同，但都嫻熟地運用遠取譬的方法，增強了詩歌的張力與含蘊。特別是詩歌中對都市經驗的描摹、對都市情緒的捕捉，在當時獨樹一幟。至此，上海已成為現代主義文學的重鎮，引領了文學的新潮。

而新中國成立后，盡管全國各地的文學創作都有了迅猛的發展，但上海文學仍是全國文學創作的重鎮之一。

上海文學的現代派傳統，雖因時代制約而一度中斷，但“文革”結束不久即復蘇，甚至在現實主義作家茹志鵑、戴厚英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和《人啊，人！》中，已有現代主義敘事技巧的運用。上海話劇界更早在1980年就推出了現代主義話劇《屋外有熱流》。此劇成為一種標志，隨其后涌現出一批在表現手法上皆有所創新的話劇，那些作品無論是在藝術思想上還是表現形式上都具有探索意義。

而在先鋒小說盛行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上海作家孫甘露、格非等也貢獻了精彩的篇章。他們使用新奇的技法，突破了傳統小說的藩籬，在文字上又走向極致。孫甘露甚至被王朔稱為“就像是上帝按著他的手在寫”。在詩歌領域，陸憶敏、王寅、陳東東等詩人，相繼吟唱出具有后現代傾向的先聲。

多元造就的活力

現代主義雖然新潮，體現了文學的先鋒性，但未必能立馬受到讀者或觀眾的青睞。1923年2月6日，洪深在上海笑舞臺自導自演的《趙閻王》，就曾遭到慘重的失敗，因為觀眾不能理解現代主義這種形式；而戴望舒在上海現代派詩人中之所以名聲最著，一方面固然因為其詩作確有過人之處，另一方面也因其詩作較符合讀者的審美。可見，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探索并不是上海文學繁榮的唯一秘訣。

事實上，上海文學既有不接地氣的先鋒一面，又有很接地氣的世俗一面，而這是跟上海的“市文化”特征緊密相關的。對此，許道明教授在《海派文學論》一書中說得非常到位：“在中國歷史上，通常時間愈早，城市的政治性功能愈重要，而時間愈晚，則城市的商業性功能愈濃厚。”上海都市的商業本性培育了成熟的市民社會，消費文化從而根深蒂固。自晚清開始，上海已出現了大量的通俗小說，甚至到五四運動前夕，白話章回體已成為通俗小說的主流。

都市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既實際又開放的文化心態，這種靈活性使上海文學充滿了活力，很早就向大文學生態發展。中國早期的話劇、電影可以說都發源于上海。由于電影的繁榮，上海文學與電影之間也發生了良好的互動。例如，夏衍、田漢、陽翰笙等新文學家大量地參與電影創作。民國時期兩座電影高峰《都市風光》和《馬路天使》的導演袁牧之，原本也是作家，而他的電影其實就是以他的小說為基礎的。上世紀40年代張愛玲為多部電影編寫了劇本，就更為人所熟知了。

上海文學的多元與開放，更有一種重要的紅色表述——上海是左翼文學的基地。這得益于上海是一座具有紅色基因的城市。上世紀30年代這里匯聚了魯迅、茅盾、洪深、田漢、夏衍、丁玲、胡也頻、柔石等一大批優秀的左翼作家，并直接催生了左聯的成立。左翼作家對社會黑暗的批判，為底層言說的人道主義精神，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驕傲。

此外，上海文學還有一個值得關注之處，在于擁有全國獨具特色的兒童文學作家群，包括陳伯吹、包蕾、洪汛濤、任溶溶、賀宜等。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的重鎮和發源地，幾代上海兒童文學作家保持長盛不衰的創作生命，探索兒童文學的創作潛能，彰顯了上海海納百川的文學氣質。那些優秀的作品，給無數孩子帶來了童年的快樂。

探究上海文學的發展與繁盛，須得將目光投射至上海這座城市所提供的文學土壤：求新求變的探索精神、開放包容的城市品質等等，都是上海文學命運背后遒勁的支撐者。其中還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文學的繁榮也得益于這座城市里書局、報刊等現代傳媒的興盛，特別是它們還保持了一種包容、開放的姿態。當年，沈從文、李健吾、廢名等許多京派作家的作品都是在上海出版的，甚至京味作家老舍的小說大部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這充分體現了上海海納百川的包容性。

更具時代性的探索

誠然，上海文學因受到江南文化的較大影響，其整體風格更偏向輕盈，但是王安憶、金宇澄等作家，同樣顯示了上海文學厚重的一面。王安憶可謂上海文學的名片，她連續不斷推出的長篇力作《長恨歌》《天香》《匿名》和《考工記》等，顯示了其旺盛的創造力和文學的探索性。尤其是《長恨歌》和《考工記》，頗具平民史詩的氣質，而《天香》更將筆觸伸向古代，精雕細琢，以致有些讀者將之與《紅樓夢》相提并論，盡管并不妥當，但也見出作者宏大的抱負。金宇澄的《繁花》，也是近年來上海文壇最重要的收獲之一。這是一部從語言形式到內容都非常上海的作品，寫活了上海人特有的氣質，曾被如此稱贊：“它是一個文學的博物館，多少年以后你要回過頭來看上海，到小說里找就行了。”

回顧上海文學的發展之路，立足全局整體考察，可以看到，上海作家近年來在小說、詩歌、兒童文學、報告文學、影視劇本等各個文學門類，均取得了不俗的創作成果。著眼創新標準審視，可以發現，《繁花》《匿名》等一批重要作品，在求新求變的探索之路上樹立了標桿，代表了上海文學創作在藝術審美上的突破。

新的時代，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日益成為上海文壇的中堅，他們的作品在視角、筆法、風格、內涵等諸方面，嘗試進行更具時代性、更貼近生活的探索。王宏圖201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迷陽》，“試圖在喧囂、繁華的都市生活中，將筆觸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將都市男女對金錢、物質、情欲的貪婪攫取深入細致地展示出來”，被評論家認為接續了新感覺派的創作。夏商2013年出版的《東岸紀事》中，作家將目光投向了自己幼時生活過的地方——開發前的浦東城鄉接合部。作品敘寫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直抵活色生香的原生態生活。這一作品是以先鋒手法完成的風俗長卷，被認為是對上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傳統的發揚。滕肖瀾的作品，常常撥開都市的喧囂而勘察上海人“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但她的長篇《城中之城》則聚焦了陸家嘴兩代金融人的人生。第一屆茅盾文學新人獎獲得者路內，自出道以來就對長篇得心應手，在這個領域苦心經營多年，此前的“追隨”三部曲已贏得交口稱譽，近年來的創作從青春抒情中緩步走出，或以工廠記憶書寫人性的明暗（《慈悲》），或以地方空間展示社會變遷（《花街往事》）。第二屆茅盾文學新人獎獲得者任曉雯，風格多變，筆觸大膽，她的中篇《陽臺上》已被拍攝為電影，其長篇新作《好人宋沒用》也在拍攝中，2019年又出版了新作《浮生二十一章》。

《萌芽》新概念作文競賽推舉出一批本土青年作家，他們和甫躍輝、項靜等“新上海人”一起拓寬了“80后”文學的版圖。而以王占黑為代表的更年輕的“90后”寫作者，以較為平情、冷靜的態度去把握個人和城市的關系，“外省青年進城”式的緊張和焦慮得到了緩和。借用她作品《小花旦的故事》中的一句話來表達——小花旦給了“我”什么，給了“我”一雙眼睛去看上海。可以說，王占黑透過這雙眼睛所看到的上海，是一般讀者看不到的。

不妨做一番縱向的對照，如上海大學教授蔡翔記述的這一經歷：“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學》日常工作時，曾經在刊物上開設了一個名為‘城市地圖’的欄目，當初為這個欄目撰稿的作家年齡許多都在四十五歲左右。也許是受其個人經歷、家庭出身和社會背景的影響，這些作家所描寫的對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個歷史的、底層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輕的作家開始出現，也就在這個時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匯等等所謂的‘高尚地區’在這些作家的筆下頻頻出現，而其所提供的場景、人物、情節等等也時有雷同之處。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這些區域，而其個人記憶也未必能由這些生活概括……”王占黑的文學視野，則完全溢出上述時尚地標，進入工人新村、平民社區，寫出了邊緣角落一度被忽視的人和地區其內在的尊嚴、活力與豐富。同樣，早幾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的錢佳楠，也與王占黑有相似的創作傾向。可見，文學如何選擇地理空間，現實中的城市如何變成文學中的城市，已不是簡單的反映論問題，背后聯系著深廣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

而在話劇領域，今天的上海已經培育出了成熟的話劇市場，并且擁有趙耀民、張獻、喻榮軍等有實力的劇作家。近年來，還頗為流行從電影改編話劇，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如上海話劇中心排演了《一九七七》《新龍門客棧》《杜拉拉升職記》《七月與安生》《雨人》《鋼的琴》等多部改編自電影的話劇。這一方面顯示了當下話劇原創的薄弱，一方面也證明了上海在文化上的包容、開放與多元。

面向未來的視野

放眼上海文學百余年來發展的脈絡，這座城市中西多元文化交融會通的傳統，造就了上海文學發展獨具特色的創作環境與文化氛圍。

我們看到，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重鎮，現代文學史中幾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曾和上海這座城市發生過千絲萬縷的關系，魯迅、巴金、茅盾、郁達夫、徐志摩、傅雷、柯靈、施蟄存……這些中國文學史上的閃亮名字，都在上海文學的記憶中留下了重要的烙印。

2018年，虹口區政府與上海市作家協會簽訂合作協議，擬于海寧路、四川北路口建一座上海文學博物館。對上海的文學之路來說，這不只是一種記憶的收藏，更是一種前路的探尋。如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孫甘露所說的，“它不僅因為上海這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鎮，將擁有一座記載、研究、講述自身文學歷史的博物館；更重要的是，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變，我們閱讀寫作使用的語言由文言文向白話文的歷史性轉變，新文化運動推動著的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以及描述、記載、形容這一系列轉變帶來的經驗、感受、思想和憧憬……”

致敬歷史，意在當下，更在未來。

今天，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學表述，既承繼了過往的特質，也傾吐著新鮮的訊息。例如，上海是當下全國網絡文學資源最為集中的城市，集聚了一大批網絡文學寫作者；上海地處中國改革開放和國際交流合作的最前沿，國內、國際文學交流異常活躍。近年來，不僅上海的作家在走出去，國外作家也頻繁來到上海交流、寫作……

“沒有理想主義、沒有對未來的預期，文藝就無所謂高原，更談不上高峰。”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尹鴻所言，面對新的時代，上海文學要成就屬于自己的“文學之城”鮮明標識，為中國文學風貌的構建奉獻力量，不僅要追溯這座城市的歷史和文學傳統，還要有一種面向未來的視野與雄心，從上海這座城市的日常中汲取靈感與智慧，并為上海文化建設作出濃墨重彩的書寫。（楊新宇 金理）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