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和西方世界在15世紀以后的經濟發展歷程上，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中西方歷史大分流的成因一直是困擾國內外學術界的一項重大難題。

長期以來，學術界受到“西方中心論”影響，固化于西方理論共識。一種觀點認為，相較于歐洲，近代中國處于政府的高壓管制之下，勞動分工受到人為束縛，國家可以肆意剝奪人民的私有財產，阻斷了市場的自然發展，把資本主義萌芽扼殺在搖籃里。

近200年來，中西方學界大都接受這種說法，但是中國崛起的現實卻給這種解釋帶來了挑戰。不論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還是近年來西方掀起的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思潮，都顯示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局限，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蘊含的問題。

因此，重新審視“西方中心論”，更為嚴謹地分析國家在這一歷史時期的作用，或許可以找到解開歷史大分流謎團的真正鑰匙。

西方何以走出中世紀迷霧

事實上，相比西方，中國同樣有著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宋元時期江南經濟出現全盛，明清時期市場經濟走向成熟，從16世紀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長期和平、農業發展和貿易復興的時期。私人商業自由增長，土地、勞動力以及商品皆存在競爭而市場經濟也走向成熟。政府則嚴守著儒家的最低稅收、輕徭薄賦及藏富于民原則。只是到了近代，現代經濟增長卻遙遙無期。清政府既不能兌現民眾的福祉，也無力抵御外來侵略，更沒有引導變革的能力。雖然這樣的傳統確實曾經創造了歷史上的輝煌，但是最終沒有將中國帶入現代文明。

當今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主張與歷史上西方的政策實踐相去甚遠，政府在歐美國家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英國，由托馬斯·孟建立的重商主義一直到19世紀仍有余威，而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反對當時廣泛存在的重商主義實踐。在法國，托克維爾非常明確地提出： “在18世紀，政府權力已經十分集中，極其強大，驚人地活躍，它不停地贊助、阻止或批準某項事業。”由漢密爾頓建立起來的美國學派，也要求政府應當通過制定工業化戰略等方法來幫助國民經濟自給自足，以擺脫英國對于美國經濟的支配地位。可以說，是政府的積極管控而非自由市場成就了西方國家的經濟崛起。

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歐洲之所以能走出中世紀的迷霧，正是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探索建立起政府主導下的財政軍事國家模式，通過國家構建和殖民擴張，把整個世界席卷入現代經濟體系之中。

不可否認，市場經濟的特征是自發性交換經濟，但市場經濟的形成有賴于一套特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特別是現代市場經濟更有賴于現代國家的建立。國家治理能力與市場經濟發展是呈正相關的。縱觀歷史，一個國家的發展也有一個托爾斯泰定律，這就是成功的國家都是相似的，失敗的國家各有各的失敗。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凡成功的國家，政府都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

近代中國落后在“弱政府”

對于近代中國為什么會落后，影響比較大的一種解釋是，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卻沒有形成良好的市場經濟制度，長久的“閉關鎖國”將中國從前進的列車上甩掉。

事實上，將經濟發展的動力歸因于市場和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毫無根據的臆斷。透過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曾經輝煌的中國經濟之所以走向衰落，并非是由于沒有推行市場經濟，而恰恰是因為有市場化而無強大政府。1840年以前，由于市場缺乏管制、鴉片泛濫，而禁煙影響了英國的利益，才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五口通商以及更多的口岸開放并沒有讓中國經濟迎來騰飛，相反卻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

有國家治理能力超越才有經濟超越

市場是經濟交換的場所，其本身并沒什么神秘之處。市場規模的擴大，可以推動分工的深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我們也不要忘記市場給經濟帶來的問題：過度競爭與經濟無序。而近代中國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經濟無序而缺乏治理的市場經濟，或者說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另一個極端，從而抑制和制約了技術創新與技術革命的動力。

中國在前一世紀的全球經濟比賽中表現得如此糟糕，現在又如此杰出，較為信服的解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眾多學者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時，認為中國道路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特殊而重要的制度基礎上，而中國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尋找到了積極發揮幫助之手作用而盡量避免攫取之手影響的方法。

進入文明史以來，無論是西方世界的興起，還是東方世界的趕超，經濟的發展總是依靠國家為主體推動。事實上，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興衰永遠是經濟發展變動的主線。

以史為鑒，單純的經濟市場和全然的政府計劃都無法將國家經濟發展引入正途，研究如何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并實現市場與政府的有機結合才應是當代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市場經濟令政府變得無關緊要。當然，無政府并非是海市蜃樓，當今眾多發展中國家仍然迷信于此，但是這些國家基本上都落入發展陷阱。繆爾達爾在《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中曾指出，國家貧窮大多源于軟政府。

今天的中國正在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不但實現了經濟奇跡，而且也實現了社會長期穩定發展的治理奇跡。而當前西方面臨的危機不僅僅是發展的危機，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危機。無數事實揭示出一個真理，沒有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有經濟發展的超越。(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