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錫林郭勒邊境管理支隊趙永前接受人民網專訪。 賀茂杰 攝

冬日暖陽靜靜地撒在內蒙古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廣場的五星紅旗上，冷冽的寒風卻吹得旗桿上的國旗獵獵作響。如今距離趙永前獲得全國“公安楷模”已過去170多天，而距離他女兒離世已過去260多天。訪談室內，趙永前一如往常，語調平穩、目光堅定。午后陽光的照耀下，他胸前一排沉甸甸的勛章熠熠生輝。

埋下戍邊衛國的“種子”

記者：您為什么選擇入伍從軍戍守邊疆？

趙永前：1989年3月，我受父親的影響脫下蒙古袍，穿上綠軍裝。5年后，又前往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下轄的勿布林邊防派出所工作。2013年，又再次調往離家1100公里的錫林郭勒盟邊防支隊當政委。

父親是我的榜樣，他曾是一名公安特派員，也是武警邊防歷史上第一批由公安轉為現役邊防的人。我從小就在心里種下了一顆入伍報國的“種子”：只有去戍邊衛國，才能實現精忠報國的理想。

2019年1月21日，趙永前同志在二連浩特二線檢查站聽取執勤情況。 格日勒朝克圖 攝

記者：從軍入伍至今，您扎根邊境一干就是30多年。我們知道，您曾先后帶隊完成重大任務80多次，破獲跨境走私買賣槍支彈藥案等重大案件120余起。大家都說有急難險重您總是沖在前頭。

趙永前：錫林郭勒盟邊境管理區點多、線長、面廣，許多無人區防控力量薄弱。所以我們的手機常年24小時開機，應對急難險重的任務也是家常便飯。記得那是2000年，寒冬的一個夜里，11點左右，我們接到群眾報警：稱有兩個人霸占牧民的房子。

抵達現場后，我們看到牧民家的三間土房子燈都關著。當我們把西屋臥室門往外一拉的瞬間。“磅！”的一聲，門上的四方玻璃就被打碎了，玻璃碴子濺了我們一身。后面的民警拿手電一照，才發現五米距離內有個身高一米六五左右的小伙子手里拿著棒子。他站著咬牙大喊“進來一個，打死一個！”屋里還有一個人也跟著喊，“進來一個，就捅死一個！”

眼見同事手槍上膛，五米之內就要開槍。我建議先打個電話請示一下上級。上級回復：“情況不明，不允許開槍”。第二天早上，我們與屋內的兩人已經對峙了一宿。我對戰士們說，我什么都不帶，我先進去，你們拿槍跟著。如果他們拿棒子或拿刀傷了我，那個時候你們就開槍。我想不管自己犧牲了也好、倒下也好，襲警的罪名是一定成立的，咱就有理由開槍。

腳邁進屋里的瞬間，我的大腦是空白的。當時想著，我很有可能再也走不出來了，但我必須做出選擇！“我是派出所民警，我是來找你們了解情況的！”喊完話我就走了進去。

進門后，兩名男子見我身穿警服，立刻愣住了。后來經了解才發現，他們家在遼寧被騙婚。在當地住旅店的時候，曾被假冒警察的一伙人在夜間毆打。所以，他們對派出所民警的身份是有疑問的。但看到我身穿警服，心也落在了肚子里。最終，事情也得到了妥善的處理。

我們是邊境管理工作執法的中堅力量，雖然報警的人稱兩人是殺人犯，但沒見到證據前，必須冷靜地依照法律法規執法處置。當時他們對警察身份心存誤解，不進去面對面講明情況，這兩個人是帶不出來的。執法工作肯定有風險，這就要求我們對待自己的職業始終要有負責的精神，尤其在工作細節上更要有擔當。

2019年1月3日，趙永前同志與基層官兵談心。 格日勒朝克圖 攝

不想因為個人的事情耽誤單位工作

記者：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指出公安邊防部隊將集體退出現役。大時代轉軌，意味著無數人轉身。部隊頓時進入思想活躍期、矛盾凸顯期和管理困難期。作為單位當時唯一的一名主官，您的女兒又在艱苦治療惡性淋巴脈管肉瘤。2018年春節后，您曾打算退役回歸家庭。是什么原因又讓您選擇繼續留在部隊？

趙永前：開弓沒有回頭箭，改革要前行，就必須風雨無阻。要確保跨軍地改革任務有序高效完成，支隊的主官必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堅持問題導向，強化責任擔當，組織實施好支隊承擔的改革工作，確保跨軍地各項改革任務按時圓滿完成。

在基層的黨員干部工作中自己要帶頭做、帶頭執行、帶頭落實，才能“以行帶人”。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擁護改革、支持改革，推動改革落實落地，要不你說的話很多都沒有人相信。

部隊轉隸是大時代的“轉軌”，很多人都需要轉身離開。去年年底，錫林郭勒盟開展最后一次轉復工作時，支隊共有22個名額，卻有將近90名符合條件的干部提出轉復申請。每一個干部、戰士背后都是一個個家庭。

我是一個有30年兵齡的老兵，其實心里也很想走，但我作為一班之長，作為這個支隊的領導。我不站出來表態做示范，隊伍可能不穩定，所以我選擇第一個留下。既然黨和國家需要我，我就要把這個崗位堅守好，不能因為自己的事情讓國家賦予一名軍人的使命將變成空談。

父親對我的選擇也很支持，他說：“你在部隊干了這么多年，組織培養你這么多年。在部隊和國家需要的時候，你應該留下來工作。你不能因為個人的一些困難，照顧自己的小家庭，考慮個人的利益，就轉身了。這不是咱共產黨員該做的事情。”

內蒙古出入境邊防檢查總站錫林郭勒邊境管理支隊趙永前接受人民網專訪。賀茂杰 攝

記者：我了解到，去年八月，您女兒化療期間，治療方案“一日一調”。當時正是改革全面推開的關鍵時期，盡管上級領導也已經叮囑您“就待在北京”，但您仍堅持每周兩次往返于醫院和單位之間。每次工作完，您就擠上小客車，顛簸七八個小時去醫院，跟大夫研究完治療方案，再返回單位。戰友們說，您女兒治療這幾年，您從來不給領導和同事“透露”病情，是因為不想給大家“添麻煩”。

趙永前：我當時是我們邊防支隊的單一主官，支隊的所有事務都要找我拍板，所以有很多工作需要統籌。尤其是在轉隸以前，最后一次復退工作的時候，那個時期工作很艱難，壓力很大。我經常也用自己的經歷給大家做思想工作，戰士們都說：“政委你都留下工作了，我們就不走了。”

有一次，我們基層的一名干部看見我在辦公室埋頭辦公。本來想跟我說困難，但卻沒張開口。回去以后才給我打電話說：“政委我看到您很忙，連頭發都白了。而且家里那個情況還在工作，我本來想要退出現役，但是不忍心和您說這個事情。”最讓我感動的是在關鍵時刻，部隊一線的官兵還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到后邊。考慮支隊主官，考慮改革大局。

2019年3月27日，趙永前同志到牧民家中走訪了解牧民生產生活狀況。格日勒朝克圖 攝

警民關系不是說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記者：您十幾年前，在烏蘭毛都邊境派出所工作時，曾資助赤腳醫生阿拉坦布和的兩個女兒念書考學，一直到兩個孩子大學畢業。阿拉坦布和家的賬本上光三四千塊錢的記錄就不下8次，此外您還幫助過不少困難群眾，為什么要自掏腰包扶危濟困？

趙永前：十幾年前，赤腳醫生阿拉坦布和家因為沒有草場，決定讓兩個女兒輟學。后來，兩個孩子去烏蘭浩特的車票、學費我也都資助了一些，一直資助到兩個孩子大學畢業。現在每到逢年過節，兩個孩子還會給我打電話噓寒問暖。人要是考上大學了，接受到好的教育，等他走向社會后，最起碼自立的能力要更好。

咱邊境管理工作的警民關系，不是說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只有好的警民關系，才能確保邊境地區長治久安。另一個原因是，我年輕時家里情況一直不太富裕，兩個妹妹都輟學了。我的大妹妹當時都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就因為沒錢去念，最后放棄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現在大家的生活條件都好了。但在從前，基層的邊境轄區群眾確實非常不容易。有時，給他們一些點滴的幫助，就有可能讓他們渡過難關，重拾對生活的信心。我的能力也有限，扶危濟困也不止我一個人。很多戰友都一樣，只要我們幫助的農牧民越來越好，心里就有更多安慰。

2019年3月26日，趙永前同志在“黨員中心戶”牧民家中調研了解邊境地區治安狀況。格日勒朝克圖 攝

守好邊疆是我一生的榮耀

記者：40多年前，您的父親就從地方公安成為現役邊防武警；40年后，您又從現役邊防武警變成一名移民管理警察。轉為移民管理機構后，角色的轉換有什么變化，還有哪些不變的精神？

趙永前：改制以后，我們的工作更加職業化，而職業化也意味著工作的特點有所改變。第一個變化就是，從事工作的年限會比較長，一直會從事移民管理警察工作到退休。再一個變化，我們現在整支隊伍轉隸到國家移民管理局后，工作的標準比以前更高了。

父親和我從事的工作就是保障國家邊境地區的安全穩定，我覺得這是最光榮的使命和任務。自己不僅在崗位上得到了歷練，自己的人生價值也在這個崗位上得到了實現。時刻關注邊境轄區的安全讓我覺得自己肩負著神圣使命。因為我們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跟國家的利益直接掛鉤，這份責任的份量很重。如果讓我再選一次，我自己的選項還是永遠追求戍邊衛國事業，一生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