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第六個國家扶貧日。此前，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等三人，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三位學者走出書齋和課堂，通過微觀對比實驗的方法，找出營養、醫療、教育、金融、治理等因素和貧困的關系，努力幫助貧窮人口，值得肯定。

仔細思考這次評獎，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扶貧攻堅，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經濟學。

西方發展經濟學也一直在尋找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但并沒有能夠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化，國家間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大量國家陷入貧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西方經濟學沒有徹底揭示貧困的根源，至少是出于其兩點缺陷：一是缺乏歷史視角。貧困首先是一個歷史問題，除了自然條件等客觀因素外，重要原因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有不斷擴大全球兩極分化的趨勢。發達國家的發達，和第三世界貧困，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貧窮國家只有實現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才有可能改變這種命運。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喪失了其早期的歷史研究傳統，走入過于重視微觀、模型化和數理化的窠臼，所以無法真正認識到貧困的歷史根源。二是缺乏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貧困是一個綜合性問題，這三位獲獎學者關注的飲食、醫療、教育、貸款等問題，是直接影響貧困的因素。但更本質的是，需要通過徹底的社會變革，從根本上消除不斷制造兩極分化的制度基礎、消除貧困的根源；需要強有力的基層治理能力，把群眾組織起來，激發他們改變命運的積極性；需要排除各種利益集團對窮人的剝奪。一句話，需要一個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已經脫離了早期政治經濟學的傳統，把政治、社會等因素和經濟因素割裂開來。因此，他們只能從貧困家庭成員個體狀況出發，而無法觸及社會和制度問題。所謂貧困經濟學，體現的恰恰是“經濟學的貧困”。

因為這些限制，三位學者雖然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找到治理貧困的辦法。他們的代表作之一《貧窮的本質》介紹了許多這方面的例子：缺乏基本的基礎設施、基層沒有能力推行公共衛生服務、公立學校水平低下、商業機構不肯向基層貸款、貧困人口缺乏參與意識、政府軟弱或腐敗使得扶貧項目難以推進等。盡管依靠慈善組織和外部援助，能夠緩解這些問題，但在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的情況下，這些改進仍是杯水車薪。

三位學者關注的問題，在中國都得到了有效的解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徹底的社會革命，讓貧困人口獲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礎。發揮強有力的基層組織作用，在發展中國家里較早普及了基本醫療和教育，這些都超越了許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基層渙散、治理無力的困境。

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向絕對貧困宣戰，把扶貧攻堅作為各級黨委政府的政治責任，每年超過萬億資金投入貧困縣鄉村，300多萬名機關干部奔赴扶貧第一線，特別是全國完成了870萬貧困人口的異地搬遷扶貧，僅貴州一個省就搬遷了184.5萬“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的山區民眾，而且保障他們有房住、有學上、有醫保、有就業，還能逐步致富。

中國扶貧的力度、深度、廣度，都遠遠超過了任何國際組織、慈善組織和商業機構能夠達到的水平，過去40多年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這依靠的就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如果三位學者來中國進行深入研究，一定能夠更好地回答他們自己提出的問題。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三位學者的具體研究方法值得中國在扶貧中借鑒，但中國的扶貧脫貧實踐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經濟學頂峰的成果。這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