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僅有的植物紋青銅器蓮鶴方壺、金代工藝大師雕刻的傳神菩薩像、英國進獻的升降塔鐘、養心殿房梁上的寶匣……數不清的國寶通過屈峰等故宮文物醫生的手煥發了新生。他們既是大國工匠，也是國寶的守護者、文明的傳遞者。

屈峰

今年9月3日，故宮博物院推出“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題材文物特展”。特展通過宋元明清不同時代的花鳥名家畫作、歷代手工藝人匠心卓絕的花木題材工藝品，呈現出欣欣向榮、碩果累累的盛景。這份故宮為新中國慶生的大禮背后，隱藏著故宮文物醫生們所付出的心血。

時間回溯到70年前，伴隨新中國的成立，故宮也迎來新生。如何保護好故宮里的珍貴文物，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組建的由技術修復師組成的修整組，到如今擁有160多人、涵蓋技術修復與精密儀器檢測的完善修護團隊，故宮文物醫院用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和與時俱進的科技水平，守護著即將迎來600歲生日的紫禁城。

中央美院畢業的屈峰，就是故宮文物醫生中的一員。如今，他作為故宮文保科技部副主任，正和他的文物醫生同事們一起，讓600歲的故宮青春永駐。

他的青春

經四輪選拔 入職故宮文保科技部

1978年，屈峰出生在陜西白鹿原。這位木器修復專家坦言，他直到上高中才第一次聽說故宮，“高中同學從北京玩回來后跟我說，故宮是一個非常大的‘院子’，跟我們村一樣大。我當時非常震驚，問這個院子里都有什么，他說故宮里面都是寶貝。”

1997年，屈峰考上了中央美院，帶著對未來的期待，他來到北京，就讀雕塑專業。

屈峰說，“80年代末的時候，我看了一個講西游記故事的電影，孫悟空有句臺詞說要‘打上金鑾寶殿’，當時我想這得是多豪華的一個大殿啊。”讀大二時，他第一次走進紫禁城，看到了現實中的金鑾寶殿——故宮太和殿。

屈峰說，此后幾年里，他又先后多次因看展覽來到故宮參觀。有一次，他在參觀故宮古書畫復制作品展時，一下子被書畫臨摹師傅們的高超技術震撼了，“當時我閃過一個念頭，以后有機會來故宮上班就好了，這樣就能和這些師傅們一起工作了。”

2006年，屈峰碩士畢業后，向故宮投了簡歷。經過四輪選拔，他成為那一年唯一一名入職故宮文保科技部的技術修護人員。屈峰被分配到木器組，師從木器修復師郭文通。

“那時候，看著師傅們修護老物件，我覺得很簡單。但最初的半年，師傅們根本不讓我碰文物。我每天先是打水、掃院子，然后看著師傅們做修復。”屈峰回憶，當學生的時候，自己經常熬夜，當上文物修護師后，每天要6點鐘起床，“我經常因為起晚了沒趕上班車，得打車去上班，結果一個月算下來，工資還不夠打車錢呢。”

屈峰說，在故宮最初的工作狀態和自己想象的不同，當時也曾想過離開故宮到別處去工作，但半年之后的一件事改變了他的想法。

有一天，師傅郭文通找來屈峰，告訴他見習一段時間之后可以學一些本事了，“師傅給我找來一份圖樣，讓我用一個曲線鋸來把圖樣上的東西雕出來。”

這是一個屈峰原以為輕而易舉的工作，沒想到，開始操作曲線鋸之后問題來了，“越是用力氣，曲線鋸就跑得越偏，反而是我不較勁兒，倒能雕出來好東西。”屈峰發現，自己原以為可以駕輕就熟的文物修復，其實并沒有那么簡單。

此后的幾次修復經歷，更是徹底改變了屈峰的想法。有一次，修復室送來一件巨大的木塔，木塔上原有不少掛著鈴鐺的螭龍雕塑，但因為年代久遠，約20多個螭龍缺失了。屈峰接到的任務就是為這些螭龍做出補配用的復制品。

“沒兩天我就雕出一個，交給了幾位老師傅。有位劉師傅看了，只是笑笑沒說什么，過了兩天，拿出一個他雕好的螭龍給我看。”屈峰說，他看了劉師傅雕刻的螭龍覺得很奇怪，便問劉師傅，“相比之下，我雕刻的更接近原件的大小，您為什么雕出來的小了一些？”當時，劉師傅笑著說，原件的木料外還有刷上的灰和漆，如果雕刻出來的替換品和原件一樣大，等到刷上灰、漆，再和原件一比就很不協調了。“劉師傅雕出來的螭龍留出了灰、漆的量，這是一種預判，當時我就感悟到這里面學問太大了。”屈峰說。

故宮修文物 老匠人們傳授精湛技藝

屈峰說，像劉師傅這樣的老手藝人雖然沒有讀過大學，但他們繼承了精湛的傳統手工技藝。他舉例稱，有一次，故宮文淵閣的一扇隔屏需要修復，這塊隔屏分為三部分，他和另一個學徒各負責一塊擋板，劉師傅負責中間的裙板，“結果我修復的擋板和劉師傅修復的裙板放在一起，差距就明顯體現出來了。劉師傅雕出來的龍，明顯更有力量，鱗片和龍身體結合得更好、更規整。相比之下，我雕出來的龍就像一條病龍。”

屈峰趕緊向劉師傅請教，劉師傅指著屈峰雕出來的龍說：“你雕的這條龍，每個部分單獨拿出來都很不錯，但是龍是一個整體，你開始雕刻的時候，就要從整體去想。龍身上要有一股氣，從頭貫穿到尾，你的這個氣都斷掉了，龍自然就沒有力量。”

在修復文物的過程中，屈峰讀了很多書，對書里記載的每種榫卯結構爛熟于心，但有一次，木器修復組被要求修復一個盛放大缸的木質缸架。“熟悉榫卯結構之后，你不但知道木器是怎么組裝的，還可以知道向哪個方向用力，可以將木器拆開。但這個缸架很古怪，就連幾位老師傅看了幾天，也都沒搞懂該怎么拆開。”

直到很多天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有修復人員發現了一處隱藏的擋板，才在擋板背后發現了榫頭的位置。雖然如此，大家依然無法將榫頭拉出來，“里面非常緊，怎么用力也拉不出來。我們研究了很久才發現，當年制作這個缸架的工匠為了讓缸架能夠承載大缸的重量，在榫頭處插進了一個楔子，將榫頭撐開了，相當于螺絲在螺絲帽里變大了，自然拔不出來了。”這種書中從來沒有記錄過的方法，讓屈峰大開眼界。

“還有一次，我們修復養性殿的多寶閣，里面的榫頭都很罕見，有一整面墻那么大的多寶閣全是這種榫頭，工程量可想而知。”屈峰發現了故宮里真正的“寶貝”——古代工匠流傳下來的有無限奇思妙想與巧奪天工的高超手藝。

“在故宮修文物，其實也是自身的一種修行。”屈峰說。

時代影響

《我在故宮修文物》

讓大眾對文物有了興趣

2016年，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火了。紀錄片中，屈峰的一段話被不少人稱為經典：“中國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個人一樣，他是用人的品格來要求這把椅子。中國古代人講究格物，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所以，故宮的這些東西是有生命的。修文物的目的是為了讓它傳播文化，不是為了保留一個物品放在那兒。”

屈峰表示，這段被熱議的話，并非自己對著鏡頭說出來的，而是和同事聊天時隨口想到說出來的感悟，“沒想到這段話被攝制組的人偷拍下來了，很多網友都覺得是特意說出來的，其實真不是，當時就是在聊天。”

紀錄片播出后，鐘表修復師王津、青銅修復師王有亮、書畫裝裱師楊澤華以及屈峰被人們所熟知，年輕一代的網友們發現，原來故宮深處的這些文物修復師們那么“帥”，如果說文物本身蘊含著歷史凝結的美感，那么這些文物修復師因傳統文化積淀而成的儒雅氣質與全神貫注投入文物修復的神態就是現代人所罕見的活的“藝術品”。

“紀錄片的火熱讓我們感到非常驚訝，也非常感動，我們這些文物修復人員一下子意識到，原本我們從事的工作竟然也能獲得全社會的認同。”屈峰說。

屈峰表示，紀錄片的火熱最大的意義是讓無數以前不了解文物醫院的人了解到了文物修復這樣一個隱居幕后的工作，并且對這個冷門工作、對文物有了興趣。如今，故宮文物醫院每次招聘都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80多個名額能吸引4萬多人報名應聘。

故宮文物醫院，正吸引著無數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年輕人加入，讓有著600年歷史的故宮永葆青春。

光陰故事

高科技助力

修護理念與時俱進

故宮文物醫院是目前國內面積最大、功能門類最完備、科研設施最齊全、專業人員數量最多的文物科技保護機構。

在文物醫院，你可以看到專家們將文物送入專業的CT掃描機，分析文物內部的裂痕；可以看到通過檢測，專家們分析出文物制作時采用的原材料，便于修護人員采用原材料、原工藝進行修護，保留文物的歷史信息；可以看到為了修護乾隆花園里符望閣的巨大貼落畫，書畫修復人員趴在隔板上，一筆筆為這幅半個籃球場大小的畫作全色；可以看到囊匣師傅研究就算從高處掉下來，裝在里面的瓷器也不會碎裂的囊匣；可以看到漆器、木器、百寶鑲嵌等多個部門合力，修護出可能是乾隆大婚時父親雍正贈送的黃花梨大柜；可以看到書畫臨摹師傅臨摹出一件件和當年屈峰所見一樣的技藝高超的書畫摹本；可以看到養心殿的唐卡、欽安殿的大神袍躺在修復臺上，接受手工修補；可以看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銅缶碎片在金屬修護室逐步成型；可以聽到每到整點鐘表修護室內響起時隔數百年依舊動聽的報時音樂。

屈峰表示，文物醫院不斷與時俱進，相比以前修護組多是手工藝匠人，如今的文物醫院有不少世界知名大學畢業的理工科學者，用專業的儀器為每一件文物查找病因，繪制病歷。另一方面，文物修復技術不斷發展，最小干預原則越發深入人心，文物的歷史信息在高超技術和先進科技的幫助下更加益壽延年。

新中國成立70周年到來之際，故宮博物院舉辦了“萬紫千紅——中國古代花木題材文物特展”，特展中，不少作品已有千年歷史，保存至今堪稱奇跡。這背后離不開包括屈峰在內的文物醫生的悉心呵護以及對祖國和中華文化的真摯熱情。中華文明，也正因有無數熱愛中華文化的呵護者，一年年碩果累累，一代代葉茂枝繁。

文/本報記者 屈暢 統籌/池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