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我有幸成為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并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之后又被安排在原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擔任副主任。在這一屆政協的五年中，我見證了人民政協事業的蓬勃發展，感到無比的振奮和激動。那割舍不斷的政協情緣，一直在心中涌動。

在深入調研中感悟人民政協同人民群眾緊密相連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閉幕之后半個月，全國政協黨組就于3月28日舉辦了第一次專門委員會主任會議暨專題研討班。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講話，對做好專委會工作和政協委員履職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要積極圍繞深化改革獻計出力，選擇重點題目，切實做好調查研究，拿出一批高質量的意見和建議，以利于推動全局工作的進展。

按照全國政協領導的要求，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召開了專委會全體會議，討論2013年工作要點，對年度內的幾次調研工作作出了具體安排。

當年7月17日至25日，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組織的“工業遺產的保護與合理利用”調研組，到遼寧、湖北兩省進行調研。在遼寧，我們先在沈陽參觀了工業博物館、鐵西區工人生活館，并召開了座談會。然后，我們走撫順，跑阜新，奔鞍山，撫順的煤炭博物館、西露天煤礦，阜新的煤礦博物館和一些工業遺跡，鞍鋼的老高爐、水廠、醫院、職工住宅等，我們都一一參觀考察，整天馬不停蹄。4天之后，我們又從遼寧奔湖北，在武漢參觀考察漢陽鐵廠舊址、正在建設中的“張之洞與工業博物館”和武漢鋼鐵公司；接著又到黃石，考察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大冶鐵礦東露天采礦場、新冶鋼鐵公司。在這次調研中，我們每天下礦場、爬鐵塔、看工廠，深入到最基層了解實際情況，共參觀考察了遼寧、湖北兩省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20余處工業遺址。7月中下旬正值盛夏酷暑，每天我們汗流浹背，確實是很辛苦的。

通過實地調研，我們看到了遼寧、湖北在工業遺產保護與合理利用方面的好做法、好經驗。比如，沈陽市把鐵西工人村的部分房屋保存下來，完全恢復當年工人們居住時的原貌，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旅游景點，很受群眾歡迎。遼寧工業博物館也是在原沈陽鑄造廠的基礎上建成的，完好地保存了原來工廠的廠房、車間和設備，可以再現當年工廠生產的全過程，看后令人震撼和受教育。武漢市也對原漢陽鐵廠等一批老工業遺產項目的保護利用作出了全面規劃。

在看到這些好的做法，學習到遼寧、湖北兩省保護、利用工業遺產的好經驗的同時，調研中基層干部和工人群眾也向我們強烈反映，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建設用地成為突出的問題。因此，原有的工業用地特別是老工業廠地成為城市建設用地開發的首選目標，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工業遺產被損毀、破壞的情況大量發生，在轟隆隆的爆破聲中，原有老工業遺產被嶄新的高樓大廈所代替。工人們告訴我們：這些工業遺產中，有的是日軍侵華時期建造的廠礦，留下了中國工人的斑斑血淚，完全可以成為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的鐵證；有的是我國民族工業的重點項目，其起步、發展的歷程，見證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創造和艱苦奮斗精神，是一部中國民族工業的創業史、發展史。把這些工業遺產有效地保護好、利用好，既是一筆寶貴的物質財富，更是一部對后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

這次調研之后，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上報了調研報告，提出“工業遺產保護刻不容緩”，建議把工業遺產及其歷史建筑的保護當作一個重大問題擺上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議程，搞好工業遺產保護與合理利用的總體規劃，全面摸清我國工業遺產家底，對蘊含較高文化價值、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工業遺產項目，采取切實措施予以保護，同時將工業遺產保護與利用同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建設、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城市環境治理等有機結合起來。調研報告受到有關領導同志和領導部門的重視，新聞媒體以我們的這次調研為題，對工業遺產保護、利用問題作出了一系列報道，有效地推動了工業遺產保護、利用工作的開展。

政協委員去基層調研，不同于黨政部門的領導下去調研，我們不可能直接給錢給物給項目，更主要的是下去勤跑腿、多動嘴，多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提出建議。這些雖然看起來“遠水解不了近渴”，但只要我們在調研中真正深入了，真正想老百姓所想、幫老百姓所需，就可以把政協的調研同人民群眾的關切緊密聯系起來，使基層干部、群眾感到政協委員就在他們身邊，人民政協同人民群眾緊密相連。

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然常常想起：那是2014年6月，為了給全國政協將要召開的“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題協商會作準備，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組織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工作”專題調研，先后赴青海、貴州的邊遠農村和基層單位，就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標準化、均等化等問題進行調研，我參加了貴州省的這一段調研工作。調研組于6月9日下午到達貴州，11日下午，我們來到一個村子調研，天空正下著蒙蒙細雨，但我們看到村里的露天文化廣場上，還有一些村民在跳舞、健身。我估計他們可能是知道全國政協調研組要到村里來，堅持在雨中繼續活動。怕他們衣服被雨淋濕了，我和調研組同志快步走進文化廣場，我對村民們說：“天下著雨，你們別淋濕了著涼，快回家去吧，謝謝你們了。”說完，我們調研組同志也往回走。誰知我們剛走幾步，幾位村民便大聲對我們喊：“你們怎么不采訪采訪我們？”聽到這話，我立即又轉身來到村民中間。我問他們：“鄉親們，你們有什么話要對我們說的嗎？”這時，幾個村民就說開了，他們對我們講：“村里的文化廣場建起來后，村民有了參加文化活動和健身的場所，但唱歌、跳舞用的音響設備用了十多年，現在連音樂都放不出來了，能不能跟上面說說，給我們村里換一些新的音響設備？”聽了村民的反映，我們心中十分感慨，便和陪同調研的縣、鄉有關領導商量，給村里更換一套新的音響設備，他們當即答應。我們當場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村民，于是大家便高高興興回家了。

就是這樣一件小事，群眾甘愿冒著小雨等在廣場上向我們反映，他們心里有政協委員，這多么令我們感動啊！結束在貴州的調研后我們回到北京，為了確保村民反映的這一點小小請求落實好，我還讓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辦公室的同志專門打電話到縣里詢問這件事的辦理情況，知道已完全落實到位，我們就放心了。

這次調研深深打動了我和調研組同志。和農民群眾直接接觸，實地考察農村文化設施、文化場所，傾聽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反映，調研組同志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在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和邊遠地區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還遠遠滿足不了農民群眾的需求。帶著調研組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和我們的思考，在7月22日全國政協召開的“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題協商會上，我代表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作了題為“適應農民‘五盼’需要，著力推動‘三個轉變’”的發言。我在發言中說：對公共文化服務，農村干部和農民群眾有“五盼”：一盼有更多適合農村群眾娛樂健身的文化活動場所；二盼有更多適合農民群眾需要的文化產品；三盼有更多方便農民群眾的文化服務；四盼有更多專業文化工作者下鄉培訓指導；五盼有更多的教育、科技、醫務工作者能夠深入西部地區、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農村，為農民群眾提供急需的科教、醫療衛生服務。針對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這些愿望，我們認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要著力推動“三個轉變”：一是從政府有關部門分兵把口轉變到政府統一組織、形成合力上來；二是農村基礎文化設施要從重建設轉變到抓管理上來；三是要從政府送文化下鄉轉變到政府送文化和農民辦文化結合起來。我們提出的這些意見、建議，是符合農村文化建設實際的，得到了原文化部領導的高度認可。這是深入調研的成果，是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給我們的教育和鞭策。

十二屆全國政協的5年中，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組織了20余次專題調研，我每年參加一到兩次。這些調研，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體現政協特色與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工作聯系范圍，針對實際工作中干部、群眾反映的難點熱點問題，準備工作充分，調研深入扎實，研究比較透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我把調研的過程作為向基層干部、群眾學習的過程，認真了解情況，虛心聽取意見，真實反映群眾的訴求，使自己受到深刻的教育。我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協同人民群眾緊密相連，調研作為政協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各級政協委員如果每年都堅持深入基層和群眾中調查研究，一次哪怕幫助群眾解決一個小小的困難，辦成一件具體的實事，集聚起來就能為群眾辦成很多的好事。政協委員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永遠不脫離群眾，人民政協事業就會展現無限生機。

在文史資料征編中感悟政協工作的生機活力

文史資料的征編出版，是全國政協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在人民政協70年的發展歷程中，一屆一屆接續開展文史資料征編工作，打造出“三親”特色鮮明、內容真實豐富、參與人士廣泛、深受讀者歡迎的著名政協文史資料品牌。

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征編日常工作，主要是由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來承擔。記得在十二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最后一次全委會上，會議室兩三張長長的辦公桌上擺滿了這一屆政協期間出版的文史資料圖書：《親歷者說———中國抗戰編年紀事》（10卷本）、《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蓮花綻放濠江巨變——澳門回歸15周年親歷記》《14個沿海城市開放紀實》《親歷西部大開發》（12卷本）《西安事變歷史資料匯編》，還有“少數民族百年實錄”專題的《水族百年實錄》《土族百年實錄》《撒拉族百年實錄》《苗族百年實錄》《裕固族百年實錄》《保安族百年實錄》《東鄉族百年實錄》，共計3000余萬字。看到這豐碩的文史資料征編出版成果，大家都為之振奮。

全國政協領導高度重視文史資料征編工作。在十二屆全國政協歷次大會的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俞正聲主席都對文史資料工作取得的成績予以肯定，都把進一步做好文史資料征編工作列為新一年度政協的工作要求。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向全國政協領導報送的有關重點文史資料征編工作的報告，俞正聲主席和有關副主席都及時作出批示；多位副主席出席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召開的文史工作座談會或重要圖書出版座談會，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有力指導和大力支持。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閉幕之后，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于2013年5月14日至15日召開了全國政協文史工作會議，對本屆政協的重要文史資料征編出版工作作出了部署，并具體討論了西部大開發和少數民族百年實錄兩個重大項目的征編工作。8月19日，召開了《14個沿海城市開放紀實》征編工作會議；12月12日，又召開了《親歷西部大開發》資料征編工作會。一個一個項目接連啟動，征編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從2014年開始，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征編、整理、出版一套回顧抗戰歷程的圖書。2014年7月10日和8月22日，兩次專門召開了研究征編出版這套圖書的工作會議，并組織了一個專門的編輯委員會，精心策劃、構思這套圖書的整體框架，確定征編收錄文章、資料的基本原則。編委會明確提出，以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人士過去已經發表在政協文史資料選編中有關回憶抗戰歷史的文章為主，同時盡可能新征集到一部分同抗戰有關的“三親”史料，以這些真實、具體、生動的“三親”史料，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反映中國人民國難當頭奮起抗日、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精神。

經過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編委會征集到抗戰史料2000多萬字，精選有代表性的史料500余萬字編輯成書。作者中，既有經歷抗日戰爭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也有參加抗戰的原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既有歷屆的政協委員，也有其他各界人士。他們所回憶和撰寫的文章，是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珍貴資料，是對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抗戰精神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生動教材。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這套最后定名為《親歷者說——中國抗戰編年紀事》的圖書正式出版發行，全書共有10卷。2015年8月31日，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召開了這套圖書的出版座談會。與會的領導同志、文史專家和各界人士，都對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能征編出版這樣一套內容豐富、史料翔實、故事生動、可讀性強的大型抗戰回憶文史資料圖書，給予高度評價。

毫無疑問，政協的文史資料征編工作，必須以政協委員為主體，充分尊重政協委員的意見，發揮政協委員的主體作用。十二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所開展的文史資料征集出版工作，全過程堅持這個原則。給我印象較深的是，2017年為了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從2016年下半年起，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就著手征集香港回歸20周年的文史資料，內地和香港親歷過香港回歸這一盛事和見證過香港回歸后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并不斷取得新成就的政協委員和各界人士，踴躍提供回憶文章，到2017年春天，就有一大批稿件已發到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3月23日至24日，我們在深圳召開審稿會。會上，除了對書稿整體布局和內容作了全面的審議外，重點還研究了兩個問題：一是書名問題，二是書的出版問題。關于書名，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已有一個初步意見，但會上大家又有一些其他建議，為了充分尊重大家意見，當時我們提出讓每一個與會者提供一個關于書名的建議，得到大家同意，一些同志馬上交來了書面意見。最后，經過大家反復研究，敲定本書的書名為《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

這本書的出版，經過會前的招投標，已確定由中共黨史出版社承擔，該社也投入骨干力量負責圖書的編輯、封面設計等工作，并在會上提供給與會者討論。參加會議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譚錦球、林淑儀等提出，政協征集出版香港回歸20周年的圖書，香港同胞也非常關注，但香港同胞的閱讀習慣是中文繁體字本，現在僅由內地出版社出版簡體字本的書，不能滿足香港同胞和讀者的需要，建議在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本書的同時，找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出版針對香港讀者需要的版本。

會上，大家都非常贊同這個意見，可按照內地的出版管理規定，這件事我們還決定不了，必須報國家新聞出版管理部門審批，而且當時離圖書正式出版時間已很緊，需要抓緊研究確定。于是，我在會上就暫時離開會場，到樓道里給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吳尚之打電話，反映了我們會上對《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這本圖書在出版方面的建議，希望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能同意該書在內地出版的同時，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同時出版繁體字本。吳尚之同志深知這本書的分量，他在電話中當即同意我們提出的意見，找一家香港出版機構同時出版本書。他還在電話中給我介紹了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建議由該集團負責印制、出版工作，并把集團負責人的聯系電話給了我。我在會上立即打通了這位負責人的電話，他一聽是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征集、編寫、出版的圖書，又是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的珍貴文史資料，立即答應免費為我們在香港印制、出版這本書。

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的關心、支持下，當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時，《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在內地出版，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印制的繁體字版本也同時與香港讀者見面。6月25日，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政協禮堂舉行了《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的出版座談會。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作序，收錄了78篇回憶香港回歸的文章，共40余萬字。看到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兩個版本的圖書一起和廣大讀者見面，大家都十分興奮。

在文史資料征集工作方面，各地政協也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謂精品迭出，亮點紛呈。其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深圳市政協開展的《深圳口述史》的征集、宣傳活動。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窗口。從2014年5月開始，深圳市政協在中共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開展了《深圳口述史》的征集、宣傳活動。活動中，征集到大量當年在深圳創業的各行各業代表人士的尋夢歷程和筑夢故事，以銘記深圳歷史，弘揚深圳精神，承傳深圳故事，激勵人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鑄特區新輝煌。

從征集活動開始至2015年1月，《深圳口述史》征編工作取得重要成果。《深圳晚報》開辟“深圳口述史”專欄，共登載100期各界人士的口述故事。在此基礎上，市政協出版發行《深圳口述史（1980—1992）》圖書，拍攝播出《夢開始的地方》5集電視紀錄片，建立了《深圳口述歷史影像庫》，并以深圳口述史為主題舉辦了“政協委員議事廳”活動，還舉辦了口述史圖片展覽。2015年1月7日，深圳市政協召開了隆重的《深圳口述史》座談會，座談會以“致敬以夢為馬的深圳建設者”為主題，親身參與深圳特區創業的口述者代表生動回憶當年激情燃燒的火紅歲月，引起大家的強烈共鳴。

繼《深圳口述史》第一季的征編出版、宣傳教育等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從2015年8月開始，深圳市政協又開展了《深圳口述史》第二季的工作，征集1992—2002年的口述史資料。在廣泛征集史料的基礎上，精選100余位1992年至2002年在深圳工作的各界代表，講述在特區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敢為天下先、不斷探索奉獻的精彩故事。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出版的《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紀事》

受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托，我參加了深圳市政協2015年1月7日召開的《深圳口述史》座談會；之后，又于2017年8月25日參加了深圳市政協召開的《深圳口述史》第二季總結會暨第三季啟動會。在這兩次會議上，聽了深圳市政協領導的介紹，聽了《深圳口述史》故事主人公的精彩講述，深受感動，深有感觸。我在會上講話說：“《深圳口述史》的征編工作，再現了不同領域、不同群體、不同職業的深圳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創業創新、探索奮斗的火熱生活，接地氣、憶真事、說實話、訴衷情，生動形象，可親可信，富于吸引力、感染力。《深圳口述史》一、二季的連續成功推出，把政協文史工作進一步做活了，做到群眾心里去了，不僅成為深圳市政協工作的一張亮麗名片，而且也給政協文史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參與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的文史資料征編工作，我為政協同仁對文史資料工作的深厚感情和敬業精神所深深感動，也從中感悟到了人民政協事業的生機活力。十二屆全國政協文史工作的實踐證明，隨著時代的前進，政協文史工作緊跟時代潮流，緊跟黨和國家的前進步伐，既可以當代人寫上輩人的事，更注重突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的文史資料征集。《14個沿海城市開放紀實》《親歷西部大開發》《紫荊花開映香江———香港回歸20周年親歷記》《蓮花綻放濠江巨變——澳門回歸15周年親歷記》等文史資料圖書，都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當代人講當代的話，寫當代的事。現在，圍繞黨和國家重大節慶、紀念活動，圍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重大主題、重大項目的文史資料征編越來越多，而這些重大主題、重大項目的文史資料征集、編輯、出版，光靠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一家是不夠的，需要匯聚地方政協的力量。這些年，若干重要項目都是全國政協和地方政協聯手合作，一些地方政協還承擔著牽頭組織協調的任務。比如，《親歷西部大開發》由四川省政協文史委牽頭；《14個沿海城市開放紀實》由浙江省政協文史委牽頭；“少數民族百年實錄”的《藏族百年實錄》由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委牽頭；等等。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政協和副省級市政協都參與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發起組織的重點項目文史資料征編工作，大家齊心協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精益求精，確保了各項任務的如期高質量完成。所有這一切，都從一個側面彰顯出政協工作的蓬勃生機和強大活力。

在十二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工作的5年，我從頭學起，邊學邊干，懂得了一名政協委員的責任擔當，也知道了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工作的基本任務與要求。自己做的工作有限，距離履職盡責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但5年親歷中的所感所悟，令我終生難忘、終身受益。

（本文選自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出版的《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紀事》一書。作者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