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江南絲竹“出海記”

中新社上海9月15日電 題：江南絲竹“出海記”

作者 王笈

2018年，上海民族樂團《海上生民樂》音樂會版登上了歐洲四國八城的全球一流音樂廳演出，收獲的歡呼與掌聲不亞于任何一支國際性交響樂團。

彼時坐于觀眾中間的羅小慈，感受到了西方觀眾對中國民樂音響世界的陌生與熟悉，“陌生的是我們的樂器、音色、編制、曲調(diào)，熟悉的是樂隊的形式、某些和聲和織體運用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我們的音樂和音樂家身上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情感、一種生命中的感動。許多觀眾聽完音樂會后說，我想去中國，我想去上海。”

誕生于1952年的上海民族樂團，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現(xiàn)代大型民族樂團。在現(xiàn)任團長羅小慈看來，樂團的歷史離不開中國江南絲竹樂的發(fā)展。江南文化的滋養(yǎng)孕育出了海派民樂開放、創(chuàng)新、包容的特質(zhì)；上海民族樂團精致、細膩、開放、包容的特色也與這片土壤息息相關(guān)。

一直以來，民樂都是中國江南一帶民間生活的娛樂方式之一。明清以來，熱愛音樂的江南人從豐富的江南曲藝、民間音樂中汲取養(yǎng)分，逐漸發(fā)展形成了“江南絲竹”演奏形式。近代上海開埠后，更是匯聚了來自江南各地的絲竹樂愛好者。

“一方面是國家對于民族音樂的重視，另一方面是民族音樂在上海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因此上海民族樂團在1952年成立了。”羅小慈告訴中新社記者，樂團成立初期匯聚了笛子演奏家陸春齡、琵琶演奏家孫裕德、古琴演奏家張子謙等一批當時上海民樂界的精英大師，“招”“換”結(jié)合下，逐步形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吹、拉、彈、打聲部比較齊全的大型樂團。

在羅小慈的印象里，樂團涌現(xiàn)過太多演奏大師，對中國民族音樂的發(fā)展作出過巨大貢獻。不少前輩都是“一專多能”的，還有民樂大家常常清晨五六點鐘就起床練琴。“老一輩樂團藝術(shù)家們的治學態(tài)度是非常嚴謹?shù)模麄兩砩线@種刻苦的對藝術(shù)的追求，對我影響深遠。”

建團初期的《小放牛》《大聯(lián)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喜報》《山村變了樣》，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花木蘭》《長城隨想》……上海民族樂團的演奏曲目似也勾勒著中國民樂風格的風云變化。“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會有代表作品、代表性藝術(shù)家，”羅小慈感慨，國家強，文化興，民族音樂也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的。

民族音樂，國際表達，當代氣質(zhì)——這12個字，成為了今天上海民族樂團對待演出和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近年來，《海上生民樂》《共同家園》等精品力作讓樂團在世界舞臺上熠熠生輝。

盛譽之下，羅小慈卻也清醒指出，中國民樂“走出去”不能“盲目”，應(yīng)當具備與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交流的能力與熱情。“中國民族音樂和民族樂器有著數(shù)千年歷史和傳統(tǒng)，是展示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最好的載體之一，作為一種跨越國界的抽象藝術(shù)形式，中國民樂在‘走出去’時確實存在著優(yōu)勢；但與此同時，民樂作為中國的一種民族藝術(shù)，在海外一定會受到文化、種族甚至地緣政治的影響和局限，因而面臨的挑戰(zhàn)會更大、要求會更高。”

在羅小慈看來，把握住“變”與“不變”，就把握住了中國民樂的未來。“中國民樂的發(fā)展，有些東西是不能變的，比如要堅持以中華民族核心價值為本的創(chuàng)作觀，因為它是我們的文化根脈；同時也要創(chuàng)新求變，靈活運用新時代審美語境下的一些新語言、新手段。中國民樂的未來，一定是同觀眾、同國家的發(fā)展與命運緊緊相連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