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懷涵講解德紹設計院的圖紙。

718廠建設工地。

曾經的706廠廠房，如今成了藝術家的工作室。

今日的798藝術區。

碩大的鍋爐和高下縱橫的熱力管道。

今天的藝術區即景。

上個月底，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肖巖坐地鐵時，突然發現地鐵8號線已延長至中國美術館了。他馬上想，這下好了，以后再去美術館看畫展可就方便多了。但他轉念又一想，覺得自己這些年看畫展，去得更多的似乎還是798。這不，他已經約了朋友一起去看《畢加索：一位天才的誕生》畫展。這個由北京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和法國國立巴黎畢加索博物館共同策劃的特展，是798藝術區今年以來一個重要的高水平畫展，展出時間是6月15日到9月1日，肖巖可不想錯過。

經過多年的耕耘，798早已成為一個成熟的藝術社區，成為北京的一座文化地標，成為本地和外地年輕人在北京的時尚“打卡”地。但是798也有讓肖巖覺得不爽的地方，一個是覺得近些年，798的藝術范兒不那么足了，商業氣息越來越濃。當然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個是798交通不便，無論是開車還是坐公交車或者地鐵，都不那么順暢，對正南正北的四九城老北京來說，798的位置顯得有些旁逸斜出，不夠方正。而798的這個先天不足，自有它的歷史原因。因為798藝術區的前身，乃是位于北京東北郊酒仙橋大山子的一片巨大而又神秘的工業區。

酒仙傳奇

明代的小品文大家袁宏道寫過一篇《滿井游記》，描寫了400年前北京城外東北近郊一帶的景色。公元1599年的初春，袁宏道“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他所看見的是“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于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明末居京文人劉侗、于奕正所著的《帝京景物略》，印證了這里曾是人們春游的首選之地。“出安定門外，循古壕而東五里，見古井，井面五尺，無收有干，干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時不落，百畝一潤，所謂濫泉也。泉名則勞，勞則不幽，不幽則不蠲潔。而滿井傍，藤老蘚，草深煙，中藏小亭，晝不見日。春初柳黃時，麥田以井故，鬣毿毿且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歌者，村妝而蹇者，道相屬，其初春首游也”。

古人筆下的滿井今在何處，已不可考，但是從東直門向東北方向，再走遠一點，就是一個名叫酒仙橋的地方。酒仙橋的地名源于東趙家村南壩河舊河道上的一座三孔橋。相傳有一酒仙過橋時掉入橋下兩簍酒，自此河水泛溢酒香，故名酒仙橋。橋名逐漸演變成地片名，沿用至今。

今天的酒仙橋東有一個2007年建起的郊野公園，名叫將府公園。公園內有一“酒仙壁畫”，講的是另一個版本的酒仙橋來歷故事。

傳說陳各莊有個釀酒作坊老板陳天壽，他釀造的二鍋頭遠近聞名。一天，有個白胡子老頭到作坊來討酒喝，陳天壽叫伙計搬出酒壇子給老頭往大碗里倒。老頭一連喝了五大碗才盡興。當他站起身要走時，忽然身子一晃倒在地上睡著了。陳天壽把老頭背進屋放在床上，轉身一看，呀，老頭變成了一只白毛狐貍。陳天壽知他是狐仙，沒驚動他，讓他睡了一大覺。從此兩人來往成了好朋友。第二年大旱，河里井里沒了水，陳天壽挺著急。狐仙來了，幫他在作坊門口打了一眼井。那井水特旺，自己冒出了井口嘩嘩往外流。用它釀酒，比以前還好。

京城的八王爺聽說陳天壽打了甜井，釀了好酒，賺了大錢，就想霸占它。他想了一個壞主意，奏請皇上讓陳天壽第二天進貢好酒。可是頭天夜里，他派人把陳天壽進京路上必經的木橋給破壞了。第二天，陳天壽趕著裝滿酒的馬車剛上橋，就聽轟隆一聲，人仰馬翻地掉進了河里。陳天壽一閉眼心說，完了。可當他睜開眼時，馬車卻過了橋，自己還穩穩當當在車上坐著。他知道酒仙救了自己，就把這座橋命名為“酒仙橋”了。

傳奇畢竟只是傳奇。酒仙橋這個名字雖然好，但是古人筆下的田園風光，幾百年下來，似乎也消散殆盡。解放前，這里是一片農村曠野，而且墳地居多。1950年酒仙橋地區建立行政村時，所轄住戶300余戶。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這片荒野之地在短短幾年中，變身為我國的電子工業基地，相繼建起了774廠（國營北京電子管廠）、738廠（北京有線電廠）和718廠（國營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由南向北，一字排開。

據《國營第718廠（國營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廠史》記載，之所以選址在這里，是因為按照北京市的規劃，北京西面是文化區，東面是工業區，因為北京多西北風，工業區的污染物不會被刮到西邊去。

718廠籌備組成員、轉業軍人秦良文最早來到這里，征地，遷墳。從東直門到大山子，只有一條大車道直通順義，也就是后來的京順路。道上兩條半尺深的大車溝，兩邊全是莊稼，也沒有店可住，秦良文只好住在將臺鄉的鄉長家，征地工作結束時，秦良文也娶到了鄉長的女兒秦友榮。真可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

激情五十年代

今年88歲、早已退休的馮懷涵，一直住在離798藝術區不遠、上世紀80年代工廠為職工蓋起的紅磚宿舍樓里。從1952年到1988年，她在718聯合廠和后來的798廠長期從事鐵氧體技術工作，擔任過車間技術主任和設計所副所長等職務。前些年，她和她的先生沈執良共同參與了718廠廠史的編寫工作。2017年10月，紀念718廠落成暨開工60周年展覽開幕式上，馮懷涵作為老一輩創業者代表發言。

談起幾十年的崢嶸歲月，馮懷涵仍激動不已。“建設718聯合廠這個項目是周總理親自批的。第一任總工程師是羅沛霖。他是美國博士，去過延安，在延安敲敲打打生產過60多部收發報機，抗日前線用的，非常有經驗。他是我的校友，交大35屆的。”馮懷涵說，由于當時蘇聯沒有能力幫助中國建設這么大的一個無線電元件廠，于是轉向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949年10月7日到1990年10月3日存在于歐洲中部的社會主義國家）求援。“那會兒都是社會主義陣營嘛。東德同意了。國家派羅沛霖一個人在東德考察設計整個項目。但東德也沒有這么大規模的廠子，他們基本也是一個產品一條生產線，分布在幾十個小廠子或者研究室里。結果是東德無線電行業整個一個工業局為我們設計成了一個聯合廠。什么都有，包羅萬象。在它的初步設計里有一句話，‘本設計覆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訊工業對元件的需要。’”這樣規模的“洋、大、全”工廠，在當時的蘇聯和其他國家也是罕見的。

羅沛霖曾回憶說，718廠不屬于蘇聯援助建設的156項大型項目，而是“一五”計劃中獨立的第157項，是東德在中國最大的工程。建設預算是1.4億元人民幣。羅沛霖在東德參觀了20多個工廠，初步形成了聯合廠的設計文件。

當時的東德沒有任何一家工廠有能力單獨完成這一巨型項目。聯合廠的建筑設計是在柏林有了總體規劃以后，委托東德的建筑師設計的。當時，德方專家也曾建議，在中央辦公樓的設計上或者參考蘇聯人的風格，或者采用一些中國的民族形式，羅沛霖說，你們還是按照你們通常的設計做，怎么合理就怎么搞吧，因此也就有了后來和蘇聯那一套完全不同的設計。

李瑞從張家口主管工業的副市長任上調到北京擔任718籌備組組長，隨后出任第一任廠長。他曾經回憶過工廠建設過程中的一個小插曲：由于德方設計辦公樓人防工程地下部分的標準很高，蘇聯專家認為可以節約一些。于是，李瑞去和德方總工程師范菲博士商量。“當時，聽我表達完我方意見后，范很嚴肅地板起面孔厲聲問道：‘廠長李瑞先生，這建議是您提的嗎？我不相信！是誰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暗指蘇聯專家）。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者，但我們的設計是正確的，是對中國人民負責任的。’最后，上級領導批示：仍按原東德設計施工，不再變更”。

其實，建設這樣一個大項目，東德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難。專程來華參加718廠開工典禮的東德副總理厄斯納在講話中坦承，“建設這個工廠對于我們也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多年以后，馮懷涵在718廠慶慶典上見到應邀前來的前東德援建專家，那位專家告訴她，你知道嗎，項目完成以后，我們在德累斯頓專門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功會。因為對德國人來說，這也是一個十分值得驕傲的項目。

在工廠設計與建設的同時，人才培養也在同步進行。

馮懷涵是第一批分到籌備組的大學畢業生。1952年，馮懷涵從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電訊專業畢業，被選送到張家口軍委通訊工程學院學習德文，與她同一批學習的一共有20人。一年后全部轉業到718籌備組，開始翻譯德方提供的初步設計，整個項目的進程一環扣一環。“我們翻譯了有半年多吧。到1954年年初翻完，然后曬圖，歸檔。現在還在資料室里。這些都是保密的。讓我沒有想到的是，2014年寫廠史的時候，特別允許我們到資料室去查閱當年我們翻譯的東西，看到上面都是絕密的字樣，還有我自己翻譯的筆跡”。

“1954年年底，李瑞廠長帶著第一批9個人到德國實習，其中有我。去學習各種技術。”馮懷涵說，“在柏林，我們在電車上往下看，很多破損的房子，那時候還都沒有恢復，都是二戰留下來的。”

“我去的地方叫赫姆斯多夫，作為技術人員我在那里實習了一年，工段長的實習期是半年。房東對我很好，把她女兒的房間讓出來給我住，讓女兒到街對面和外婆一起住。因為我比較矮，房東把給我用的桌椅腿都鋸掉了一節。怕我坐著不舒服。”馮懷涵回憶說。“1956年年初，廠建好了，開始試車，專家也都來了，然后是試生產，專家和實習人員一起操作。試生產之后就正式投產了，具體日期是1957年10月5日。”

718廠（國營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的設備與生產達到當時世界先進水平，堪稱新中國電子元件產業的發源地和奠基石。到上世紀60年代718廠分家之前，718廠擔負了全國電子元件總產量的25%，占全國16個元件廠產品總量的1/4，軍品的1/2。

尷尬八十年代

“718是個聯合廠，下面有一分廠、二分廠、三分廠、四分廠、五分廠5個分廠。聯合廠到1964年分家了。”馮懷涵說。“按照上級的部署，每個分廠都獨立了。然后每個分廠給個名字，一分廠797，二分廠718，繼承了老廠的名字。我所在的三分廠就是798。798在幾個分廠里是占地面積最大、人員最多的，它生產的產品有陶瓷零件和陶瓷電容器。作為絕緣部件，最早生產的陶瓷棒是大家伙，很長的，所以它需要的地方大，窯爐也大。有煤氣窯爐、電氣窯爐。五分廠是動力分廠，為各生產廠提供熱、電、氣。有三個大煤氣包。751就是五分廠。四分廠原來是個輔助工廠，是機械維修和做工模器具的。和五分廠一樣，屬于輔助工廠，是最先建成的。各分廠就是這么一個布局。”

2015年6月編寫的《國營第718廠（國營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廠史》（1952年~1964年），只寫到上世紀60年代，其后各分廠的歷史則付之闕如。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718廠拆分出來的各分廠，也像全國其他國營企業一樣，在社會變革與經濟轉型之中，經歷了效益下滑、企業改制、產業調整、重新戰略規劃的艱難歷程。

筆者手中有幾冊“國營706廠會議記錄本”，記錄了706廠每周政工例會的會議內容，時間從1983年到上世紀到90年代初。摘引數條，也許可以作為718廠各分廠在上世紀80年代所遭遇尷尬的樣本。

“1983年10月20日，下午北京電視機廠來人談產品質量問題”。

“1986年9月15日，廠干部科主辦邀請在京各大學院校負責分配工作的領導來我廠開會參觀，去北戴河旅游，目的為順利分配大學生到廠工作”。

“1986年11月12日，上午，燕翔飯店經理來我廠商洽關于招待所租賃給他們做集體宿舍用，每年租金8.7萬元。下午北京市游藝公司來我廠商談游藝機鑒定和生產一事”。

1985年7月，“電子工業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下發文件，改革電子工業部在京企業管理體制，將所屬的13個工廠全部下放到北京市”。筆記本上記錄了當時企業的基本情況：企業級別，地（師）級；產品方向，無線電專用設備、工模器具、壓鑄件；人員情況，職工人數2309。

在此后的會議記錄中，廠領導口中頻頻出現這樣的話語：“現在賺大錢不可能，我看不虧本兒就行”“我們廠現在是結構性疲軟，我們面對市場經濟，但是廠內是計劃經濟，我們要競爭得有質量、價格周期和服務”“不利因素是思想滑坡，管理滑坡，經濟滑坡，大中企業外部環境不可能馬上改善，企業內部抵抗力弱，資金短缺不會在短期內解決，體制機制跟不上市場需要，沒有競爭概念，沒有擺脫計劃經濟的模式，產品成本高”……

1989年4月，還發生了廠內職工“駕機叛逃”事件，這里所說的“駕機”是指當時工廠為外單位加工生產的游藝機。梳理會議記錄，這一事件的大致情形是，由于706廠四車間游藝機生產的效益不錯，車間兩名生產游藝機的主要員工被外單位挖走，要“跳槽”。他們向廠領導提出調動要求后馬上對車間的事情撒手不管，調動未被批準，他們又提出辭職，最后不辭而別。這件事在廠里的職工中引起了很大波動，因為跳槽者都是以住房問題為理由走的，而對方又實實在在地分給了跳槽者房子。更有甚者，跳槽者揚言要帶走一批人，據說還有名單。廠領導在這一事件的專題會上驚呼“××兩人不辭而別是我廠30年來沒有過的大事情”，“要吸取教訓。因為此前廠里對四車間有所偏袒，沒能一碗水端平，造成他們尾巴翹得太高了，好像是四車間養活了706廠，當然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這件事對全廠職工影響很大，工人形象地稱兩名跳槽者是“駕機（游藝機）叛逃”。

回頭看看1988年5月25日的會議記錄，記錄者有感而發：“我廠新建宿舍第三批近幾天發了鑰匙，分到五八年底，這次分房基本上都很高興。廠里努力為職工創造較好的住房條件，如果在住房方面較其他單位優越的話，職工會安下心為706廠工作，否則留人難，留人心更難。”這一段話似乎就是在為一年后出現的狀況預留了伏筆。

發現包豪斯

在馮懷涵的記憶中，上世紀90年代，“工廠非常困難，國營企業都很困難，工資都發不出來，于是就把廠房出租，很便宜”。隨著技術進步，電子元件越做越小，她所在的798廠生產的大塊頭產品也早就下馬了。廠房也就空了出來。“正好那個時候，1995年前后，中央美院的藝術家領到一個任務——創作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雕塑群，正愁找不到創作的合適場地。后來經人介紹，好不容易找到我們這個地方。”

馮懷涵所說的藝術家，應該就是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隋建國。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北京市委、市政府委托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集體創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群雕》。這組《群雕》歷時5年完成，現在坐落在盧溝橋畔宛平城內。

這件事，成為這座工業園區與藝術最初的緣分。

“藝術家們看到鋸齒形的廠房覺得特別好，采光特別好，對于雕塑和畫畫都很適合。窗戶是朝北的，叫SKYLIGHT。他們是最早來的一批藝術家，后來就越來越多了。但是最早來的一批藝術家最開始并不是在798的廠房，而是706廠的一個倉庫。”馮懷涵說。“當時的租金大概是幾毛錢一平方米，當然現在已經很貴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又搬出去了。798的得名就是這樣來的，因為798空出的廠房比較多，藝術家們進駐的也比較多。”

“2000年起，由718拆分的幾個廠又整合起來，組成了現在的七星集團。有的廠子還在生產，但是有些污染的產品已經挪到郊區去了，許多生產線已經搬遷了。藝術家們在搬了家的工廠里發現了一批廢棄的老照片。廠里對這些資料保存不力，搬家的時候都散失了。”馮懷涵說。“藝術家們覺得這些東西很好啊，丟掉多可惜呀！他們找我求證這些老照片的歷史時說，我們一進來就覺得這個廠子里很有內涵，很有歷史感，人類的歷史不就是生產的歷史嗎？”

實際上，718也好，798也好，它所具有的歷史感，可遠遠不止藝術家手中的這些老照片。

在這片工業園區的建筑中，就藏著一個大秘密。

2003年，藝術家租用這里的空房子舉行畫展，吸引了國內外許多知名人士前來參觀，著名女建筑師扎哈·哈迪德（伊拉克裔英國籍）也來了。她把706、751和798的廠區整整走了一圈，驚奇地發現這里是全世界僅存的完整的包豪斯工業建筑群。

總工程師羅沛霖院士說，DOC（718廠設計方案的德文縮寫）的建筑是德紹（Dessau）設計院設計的包豪斯風格建筑。

“后來我就查找以前那些圖紙，看到我自己翻譯的那些圖紙上面，都有自己寫下的‘德紹設計院工業建筑設計室’的字樣。我們在這里面工作了三四十年，誰也不知道這里的建筑是包豪斯建筑風格。”馮懷涵笑說。

包豪斯風格是德國建筑師格羅皮烏斯創建的建筑風格，也是藝術的一個流派。格羅皮烏斯主張面對大工業時代的到來，建筑不應該局限于傳統的哥特式尖屋頂小窗戶，而應該是平屋頂大窗戶，講究建筑的功能、技術和經濟效益，是實用主義、功能主義和藝術形式的結合，主張形式服從于用途。格羅皮烏斯1919年在德國魏瑪創立包豪斯藝術學校，后改為設計學院。德紹曾一度是包豪斯建筑風格的大本營。

如果說在798發現包豪斯是“無心插柳”之舉，那么整個718廠從龐大的工廠區轉型為時尚的藝術區，則是一個從無奈的被動到嘗試的互動，再到自覺的主動的艱難過程。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探索。

那天下午看完畢加索畫展，肖巖走出展廳，雖然已經立秋，北京的夏日暑熱未消。他對同行的朋友說，我知道這里有一個很好的酒吧。去喝一杯吧。

在曾經的751老廠區穿行。人不多。一個少年在長長的快樂墻上很投入地玩著翻牌拼字游戲。遠處，幾個年輕人在互相用手機拍照，背景是動力車間那些碩大的鍋爐和高下縱橫的熱力管道。它們曾經見證過往昔的輝煌，如今在夕陽的映照下，沉默而“傲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