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很豐滿遺址很骨感

“我們現在腳下所踩之處，就是漢長安城的未央宮前殿，是漢代皇帝處理政務的場所。我們所熟悉的文景之治、抗擊匈奴、獨尊儒術、漢武盛世、昭宣中興、編纂《史記》等重大歷史事件都發生于此。”在殘存的臺基之上，調研組的委員們聽當地工作人員如此介紹道。

作為西漢王朝的都城，漢長安城是當時全國的政令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國歷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歷時最長的都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大都會和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城。

當調研組的全國政協委員們四處望去時，卻滿臉疑惑：雖說介紹的都是事實，但眼前除卻土臺基、荒草地，什么都沒有，讓人如何去信服？

用磚墻圍起來的遺址保護區內，如果不是工作人員介紹，單憑自己游覽的話，是無法看出哪里是哪座宮殿的，更不用提與當時的歷史事件相聯系了。

觀賞性差，是如今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利用工作的一個瓶頸。

“漢長安城的歷史價值高、范圍也很大，但它的可視性差。如果建立一個遺址公園的話，將來老百姓來這里看什么？這是一個大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說。

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需要做好展示工作。這也就要求對于大遺址的保護理念上，要有所創新。

袁靖引用了《岳陽樓記》的開篇文字：“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也就是說，當年滕子京降職到岳州做太守時，把岳陽樓重新翻修，還把唐宋詩詞刻在其上，范仲淹《岳陽樓記》是為此而作，才有了千古流傳的經典。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古人對古跡保護的態度，反思我們現在的做法，古人的做法能不能給我們一個思考、一個啟示？”袁靖說。

其實在這一點上，河南省洛陽市已經有了先例。袁靖在當地調研時發現，隋唐洛陽城中軸線上的定鼎門，作為全國大遺址保護的重點工程，是在保護地下遺址的前提下，采用鋼架結構，在遺址上面復原建設的一個定鼎門新城門樓。通過這種方式，既有效地保護了文物，又能展示定鼎門的歷史風貌。定鼎門的成功復原，也讓這座中國沿用時間最長的古代都城城門，在沉睡地下千年之后，終于“再現”地面。

“定鼎門整體復原后，氣勢宏偉，盛唐氣象和當年車水馬龍的熱鬧場面，人們去了一看就能想象出來。”袁靖說。

雖然相比于有壁畫展示的唐朝而言，只有畫像石、畫像磚的漢朝，城門的復原難度相對較大，但洛陽定鼎門的做法無疑能為其他大遺址保護提供一個思路。

古人對遺跡做了重新的修建，于是就有了岳陽樓被保留下來，千年之后的我們對于遺跡，應該怎么做？“我們對于大遺址的保護利用理念，能否創新？”袁靖說：“把一些城樓、宮殿復原起來，哪怕暫時復建不起來，做一些微縮模型也可以，來展示古代遺跡，真正讓老百姓看懂。”

我國有著5000多年的文明史，這些遺址遺跡傳承到我們手里，不能讓它只是一些土堆子。“這樣總覺得好像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也對不起古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袁靖建議，除復原外，還可以用現代化的手段，比如像敦煌一樣，做宣傳片，讓人對于敦煌有個整體的了解之后，再進去參觀。通過多種方式，全面地闡釋遺址承載的歷史文化信息，形象地展示中華文化的美，能夠讓人更好、更深入地去理解我國傳承5000多年的文化。

保護把握一個“度”字

漢長安城遺址保護區內，已完成9個村、3379戶村民和1315戶企業搬遷，但仍有33個行政村約10萬人的生產生活保障、遺址區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等問題遺存，解決難度很大。

“漢長安城遺址區內群眾生活現狀令人堪憂。”當地工作人員介紹道，朱宏路（即漢長安城保護區東側道路）以東，城市化建設后，人均年收入能達到幾萬元人民幣。但是，朱宏路以西遺址區內，人均年收入只有幾千塊錢。這和全國都在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形勢，是非常不相稱的。

一路之隔，群眾生活水平差距甚遠，這是漢長城遺址區內外發展的現狀。

為什么遺址保護區內外差別如此之大？原來，漢長安城遺址內原本有大棚，老百姓借此還有些收入，但在保護區內大棚拆除后，這些收入來源沒了，當地百姓出現了返貧現象。又因為是遺址區，無法搞大規模的市政建設，保護區內的百姓用水用電都有困難，到現在還只能打井取水，沒有自來水可使用。

“這就是一個歷史文化保護和社會發展水平之間，到底應該保持怎樣關系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說，實際上現在所面臨的困難，是保護水平和保護要求，超過了經濟發展水平能夠支撐的情況。

對于漢長安城遺址，我們到底應該保護到什么程度呢？

讓王春法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與希臘文化局的一次交流。中國文化研究與希臘文化研究有相同之處，但從另一個角度會發現，希臘對于其文化有一種過分的迷戀，過分到什么都不能動的地步。比如，王春法在看過希臘的文物后，希望可以借到國家博物館來展覽，進行文化交流。但希臘方面則表示，他們的文物從來沒有出過希臘本土，如果要出境展覽，需要議會通過。“一個文物的出境展覽，文物局說了不算，要議會通過。”王春法笑道：“議會天天有多少事要忙，不可能為了一件文物再來開會審定。”

所以，在他看來，遺址文物的保護，講究一個“度”字。保護，就需要投入，但投入需要有一個平衡點，否則就是不斷在“輸血”。

漢長安城，現在還常常把城垣內36平方公里作為一個代溝，在王春法看來，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這36平方公里內的這個每一個區域的重要性不一樣。“比如說，未陽宮前殿這里非常重要，但是東北角區域是西市和東市，它的文物價值就不大，如果把這些作為整體同等來保護，我認為這是不科學的。”王春法說。

他建議，要解決保護和發展的矛盾，需要在城市管理上實現網格化。“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遺址區劃成若干網格，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由國家來保護，相對不重要的部分下放到省里或者市里去保護。這樣的話，各級保護的壓力也會減少。”王春法說。另外，他還建議分類指導、分區施策，來作為平衡保護和發展關系的一個出路。

遺址保護以“人”為本

“搬遷保護這種模式不可行。”王春法說。因為如果要將遺址區內剩下33個村落的居民要都搬遷出來，所需成本太高，而且現在也沒有地方給這些居民落腳。

對此，袁靖也表示贊同：“36平方公里，這么大的范圍，把人都搬走了，是否意味著要把古代的遺跡流傳下來，人們就不能在這里生活？這個肯定不現實。”

遺址區內現居百姓的安置問題，如何來考慮？居民生活和遺址保護存在的矛盾，如何來解決？

袁靖說，漢長安城的文化層很淺，考古挖掘的話文物一挖就沒有了，所以在這兒世世代代的居民已經對遺址有了一定程度的破壞。而且，再把他們集中安置，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我自己做考古嘛，道路總歸就是路，不能因為是古代的就不能破壞。”袁靖接著建議，順著這個古代道路，在下面挖一條管道出來，從這個角度就能夠給遺址區內百姓的生活帶來改善。“而且現在發掘三維掃描技術是有的，管道挖好以后可以三維掃描，既能夠作為資料永久保留，也能后期復原。”

古代的歷史要靠現代人來傳承，但現代人的生活都改善不了，何談保護傳承？

“現在大家都有這么一個共識，不應該全部都作重點保護。”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博物館文物科技保護部主任潘路說，“把居民全部遷走進行保護，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特別是在介紹中提到了漢長安城遺址的留存，得益于歷朝歷代民眾的傾力保護，說明從古至今群眾都為漢長安城遺址的保護做了很大的貢獻。”潘璐認為，對遺址區群眾進行教育，從法律上提高他們的保護意識，讓他們主動參與到遺址保護中。

在山西調研時，潘路注意到，當地搞了一個“文化守望”的項目，群眾會去主動認領遺址遺跡來進行保護。“這種形式讓群眾參與進來，讓他們意識到這是自己的家園，遺址帶給他們的既有自豪感，又能夠參與到其中，還能提高生活水平。”

漢長安城遺址保護是一項國家文物遺址保護重要事業，既是文物保護工程、文化傳承工程、生態提升工程，也是一項城市建設產業培育工程和民生改善工程，可謂民心所向。相信經過委員們的討論、建議，能夠為漢長安城探索出一條切實可行、有利于實現文物保護和民生改善共存的發展新路徑，實現文物保護與民生改善的雙贏，讓這座沉睡千年的遺址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