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蘇和金陵，是生活在京城的賈府中人的故鄉和他鄉

《紅樓夢》在確立賈府所處的北方京城這一基本活動地點的同時，江南的一些重要城市，特別是姑蘇和金陵兩大城市，也不時得到呈現。

金陵南京，作為賈家的發跡地，體現出在京城為官做宰一干人等的鄉土之根，也代表著歷史上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曾有過的繁榮。所以，一方面，當賈政痛打寶玉惹怒了賈母，賈母可以大聲吆喝回南京老家來威脅賈政。另一方面，王熙鳳也可以在與賈璉的奶媽聊天時，夸耀他們王家以往在南京接駕時的富庶與榮光。而這一老宅，在賈雨村眼光里，又顯示著別樣的意味：

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著圍墻一望，里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后一帶花園子里面樹木山石，也還都有蓊蔚洇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

雖然賈雨村強調的是賈府的衰而不敗，但其敘述的內容卻被古董商人冷子興演說的賈府歷史所籠罩，于是，門前的冷落無人，與六朝遺跡作為一個廢都的氣氛協調起來，為京城中的賈府，營造了一個特殊的頗具歷史感的參照點。

如果說，江南的石頭城相對于京城更是具有歷史的意義，是時間的參照，那么姑蘇則更多的是地域性的、空間參照。

林黛玉的父親林如海病逝揚州，由賈璉帶著黛玉扶柩回姑蘇老家。及至賈璉回來，在鳳姐面前夸獎香菱的美貌時，被鳳姐嘲笑往蘇杭去過一趟的人，還這么像沒見過世面似的。一個久住在京城的人，把去蘇杭視為見世面，雖然這話不能十分當真，但至少也說明了，蘇杭這樣的城市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或者說，在當時，即便有京城這樣的地方，把繁榮富庶集聚在一起，使得其它城市無可比擬，但是，對于京城里的人來說，還有一個他鄉異地的神奇性，讓他們存有念想。異地女子的風采，也許會更具誘惑性。所以，當元妃省親需要準備演戲班子時，賈府也是派賈薔等去姑蘇采辦教習和演戲的女子的，甚至老祖宗帶劉姥姥進大觀園坐船游樂時，劃船的船娘也都是從蘇州選來的。

故鄉總是把人心收攏來的，他鄉是把人心放飛出去的。南京和姑蘇，就是生活在京城的賈府中人的故鄉和他鄉。

當然，城市，不僅僅是一種景觀，不僅僅是一種意象，城市中生活著的人，構成了城市的靈魂，當他們離開各自生活的城市而進入到新的環境時，原有城市留在他們各自身上和心靈的烙印，似乎并不能如同他們走出地界一樣的完全擺脫。

《紅樓夢》第五回寫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在金陵十二釵正冊看到十二位女子，除開同胞姐妹、嫂子等人外，與其關系最密切的女子主要有四位：薛寶釵、林黛玉、史湘云和妙玉。寶釵和湘云來自南京，黛玉和妙玉來自蘇州。把這四位女性的性格氣質細細梳理，我們發現，人物的性格與其相應的江南地域特色，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林黛玉的風流裊娜中體現出的靈秀氣，與薛寶釵的鮮艷嫵媚中所體現的端莊氣，是與蘇州和南京兩個城市各自的風貌息息相通。再把蘇州人妙玉和黛玉分一組，南京人史湘云和寶釵可以歸入另一組，那么，妙玉和黛玉的孤僻、使性子但又重情感（如妙玉遁入空門仍不能完全擺脫），或許不僅僅是因為兩人后來都成了孤兒，家庭無助的環境決定了人物的性格，一個更大的蘇州城的地域性環境，是否也或多或少對兩人性格的形成，起到一點微妙作用？甚至讓我們猜測，這其中是否也有著作者本人對城市人物性格的一種模式化認識（如同為蘇州女子的藕官和菂官假戲真做，齡官對賈薔的一往情深）？而薛寶釵和史湘云共有的那種豁達大度，是否也多少透露著石頭城曾經作為帝王之都的器局和韻味？這些江南城市地域與紅樓女性的復雜關系，都是饒有趣味的話題，值得深入討論。

引發賈府人物感觸的不僅有江南特產，還有文化消費

江南物產對于小說主要人物來說，總能帶來別樣的感受，這里舉一個案來稍加分析。

第六十七回寫薛蟠去江南販貨回家，帶回了一箱子在蘇州虎丘等地買回的許多工藝小禮物送給寶釵：

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味、扇子、扇墜、花粉、胭脂、頭油等物，外有虎丘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筋斗的小小子，沙子燈，一出一出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著仔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了起來。

讓薛寶釵好笑的，還不僅僅在于泥人很像薛蟠，而是這種捏泥人的場景，把對于地方風情的獵奇態度與薛蟠的兒童般天真結合了起來，并且在這過程中，似乎把寶釵也拉進了一個新的場景，讓本來似乎是習慣于薛蟠外貌言行的妹妹，用新的眼光仔細看起對方來，從而或多或少點燃了親人間已經習慣得近乎麻木的溫情。

如果說，寶釵因為薛蟠從蘇州帶來的禮品而讓自己感到親情充溢的愉悅的話，那么，當她把許多禮品轉贈給黛玉時，黛玉卻因此感到親情的匱乏而傷感。因為她看到這些禮物，想到的卻是沒有來自家鄉的親人，從而表明家鄉已經沒人牽掛她，也不需要她牽掛。在這里，對于寶釵來說，具有地方特色的禮物是可以滿足獵奇心態的，并且附加了對親情的重溫。而對于黛玉來說，這些出自她家鄉的禮物，不但沒有異地的奇異光環，而且，反提醒了她盡管擁有這些物品，但卻無法延伸到對家鄉親人的思念。后來寶玉看到她落淚，故意說是因為薛寶釵禮物給少了，這樣近乎胡攪蠻纏的安慰，不過是寶玉真心希望她能把心思從人轉向物而已（因為已經無人可念）。總之，在這一回中，借助于對富有地方色彩的蘇州風物描寫中，其把相關人物的心理，也揭示得相當深刻。同時也說明了，城市中的居住者才是構成城市的靈魂，才能真正讓人產生依然之情，而城市之物的充溢，對有些人而言是新奇，對另一些人則有著物是人非的感觸。

當然，引發人物感觸的不僅僅是江南的特產，還有江南的文化消費。

賈府中人來自江南居多，所以小說寫賈府眾人的娛樂活動，比如看戲，聽曲，也以南方的昆曲、南戲和彈詞居多。據徐扶明、顧春芳等學者統計，《紅樓夢》中提到的昆曲劇目，就有《牡丹亭》《長生殿》等20多種，還有經典南戲，如《琵琶記》《荊釵記》等。在小說中，這些劇目有些是作為娛樂演出被提及，有些則具體提到了其中唱詞，還引發了人物的無限感嘆，如林黛玉無意中聽到《牡丹亭》曲子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唱詞，產生的心動神搖的感覺，是大家所熟知的。薛寶釵把昆曲《虎囊彈》“山門”一出中“寄生草”曲詞念給寶玉聽時，讓寶玉贊嘆不已，并進一步引發他“赤條條無牽掛”的同感。

有時候，作者還借演出的戲曲內容，展開戲里戲外的沖突，如王熙鳳生日那天，寶玉偷偷出去祭拜金釧。后來大家看南戲《荊釵記》，演到《男祭》這一出，林黛玉便發議論說：“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子上來作什么？”結果是寶釵不答，寶玉借故找酒去敬鳳姐。盡管兩人都應該聽出了黛玉話里有話，是在譏諷寶玉偷跑出去祭拜。但寶釵不便摻和，寶玉要躲開黛玉的鋒芒，似乎也是想掩飾內心的尷尬。這里，寶玉無法理直氣壯而在幕后做下的隱秘事，被敏銳的黛玉巧妙地拉進前臺，形成了人物間的心靈沖突。

小說在寫到人物的這些文化娛樂時，也寫到了因為趣味愛好差異而出現的觀賞分層問題。比如賈寶玉過生日，那些演奏江南彈詞的來助興，怡紅院的年輕人不愛聽，就讓他們去說給中老婦人們解悶。類似的問題，都是值得深入討論的。

晉代開啟的江南性情文化傳統，由《紅樓夢》集大成

東晉一朝和明清兩代，江南文化頗具特色，給《紅樓夢》創作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三十七回寫探春發帖倡議在大觀園辦詩社，其中有這樣幾句：

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須眉；只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棹雪而來，娣則掃花以待。

這里引用前朝四個典故，如惠遠組織蓮社、謝安東山雅會，王猷之雪夜訪戴，杜甫迎客掃花，除唐代杜甫外，其余三個均出自東晉，一個發生在東晉的廬山，兩個則發生在東晉的江南，因其知名度甚高，所以在探春發出的帖子中，成了大觀園中的人文化追求的效仿或競爭的一種標桿。

當然，從女性角度說，東晉時期江南謝道韞少兒時代詠絮顯露的才情也自然會影響紅樓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這不但在“金陵十二釵”判詞中，直接用“堪憐詠絮才”來暗示林黛玉的才情，而且，元妃省親時讓寶玉寫詩，寶玉反應遲鈍，還是林黛玉幫寶玉代寫了一首《杏簾在望》，得到元妃贊賞，也讓人想起謝道韞在發現小叔子王獻之與客人議論時理屈詞窮，就隔著帷幕代王獻之重新論辯，終于扭轉局勢，所謂“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而后來，林黛玉與史湘云聯句時的那種自信，林黛玉和薛寶釵同詠柳絮詞的奪人眼球，似乎把圍繞著的謝道韞女性才情，進一步發揚光大了。

再看明清，就群體論，明清時代的詩社，特別是女性詩社的出現，是不同于晉代的一個江南文化重要特色，如清代康熙年間在江南杭州成立的“蕉園詩社”和乾隆年間蘇州成立的“清溪吟社”等，給《紅樓夢》描寫女性創作群體提供了基本的現實依托，并反過來激勵啟發了后續的江南女性創作，大大挑戰了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教條。

就個人言，《紅樓夢》多次提及明四家唐寅、仇英等人的繪畫，如第五回寫秦可卿的臥室掛著唐伯虎的繪畫，薛寶琴在雪地里從妙玉處捧回紅梅，老祖宗特別指出，這有仇英畫中意境的效果，等等。

特別是蘇州才子唐寅，在小說中，如草蛇灰線般若隱若現，對小說不同人物的個性塑造、言行刻畫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實還在小說第二回，借賈雨村之口，已經把唐寅等劃歸為秉承正邪二氣的“情癡情種”、“逸士高人”之類，跟紅樓里的人物，在精神氣質上有著割不斷的聯系了。

比如，不少學者指出，林黛玉的《葬花吟》與唐寅的《花下酌酒歌》有明顯的繼承關系，而唐寅在生活中也有哭花、葬花之舉動。此外，薛蟠把唐寅在畫上的落款，誤認作“庚黃”，固然說明了薛蟠的不學無術，毫無藝術修養，但更主要的是，恰恰因為唐寅在當時大眾生活中家喻戶曉，其落款幾乎不需要仔細辨認，薛蟠居然出錯，以此作為對薛蟠的諷刺，也就更有力量，而聯想到他娶風雅的蘇州女子香菱為妾卻不知蘇州才子唐寅為何人，其對蘇州地域文化如此之陌生，才是更讓人感嘆的。

當然，強調個人對曹雪芹創作的影響，晚明的吳中才子馮夢龍更是我們不能忽視的。

馮夢龍具有鮮明的“情本”意識。他把古今有關情感的故事收集起來編為《情史》一書，還自號“情癡”，希望死后能做一個“多情歡喜如來佛”。其與《紅樓夢》千絲萬縷的聯系，這里僅從曹雪芹的“大旨談情”角度，概括三點：

首先，馮夢龍將“情”提到哲學的高度，原是為了與理學家的“理”抗衡。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情”的觀念，也超越了男女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范疇，把“情”作為人與自然萬物對話的共同語言，這個觀念也許受到了馮夢龍的影響。此外，《醒世恒言》卷四有《灌園叟晚逢仙女》一篇，其主人公秋先對自然物的態度、他的大段議論、他的舉動，如葬花、浴花，與賈寶玉的一些言行有著驚人的相似處。

其次，就狹義地來看“情”，馮夢龍提出“賦情彌深、畜憾彌廣”的看法，其感傷的情緒，在《紅樓夢》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此外，據脂批透露的信息，《紅樓夢》原稿結尾給賈寶玉及大觀園女性人物列出的一個情榜，其分類，也極有可能受了《情史》分類的啟發。

最后，馮夢龍曾把人的“情感”是否飽滿，視作是檢驗人的生命力的一個標志，這對曹雪芹的創作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紅樓夢》在寫到女性的愛情悲劇，往往是跟這一群體的生命悲劇聯系在一起的。

總之，一種由晉代開啟的江南性情文化傳統，在明代得到大大發揮，并在清代《紅樓夢》中體現出集大成的意義。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