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偉的一名同事告訴記者，沈偉很隨和幽默，沒有一點架子，愿意與年輕人交流交朋友，對工作也是一絲不茍。

故宮摹印的“三代單傳”

很多人是從《我在故宮修文物》認識沈偉的。這部紀錄片讓故宮的頂級文物修復師們第一次走入大眾眼前。

沈偉生在江南，上小學時跟隨父母來到北京。1983年，他從國家文物局和鼓樓中學合辦的“文物班”畢業，進入故宮做青銅器復制，后來，刻章組的老師傅正好五十多歲了要收徒弟，就選中了沈偉。

“我師父特別不愛說話，1986年他選擇我作為故宮摹印的第三代傳人，當時我還有些吃驚。他說觀察我很久了，覺得我能干這個，他不會看錯人。”

提到摹印，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沈偉曾解釋說，摹印是和古書畫的復制聯系在一起的，故宮的文物專家們不但負責修復文物，還從事文物古畫的臨摹復制。

古時候的大部分書畫都有印章，沈偉和師父們一輩子所研究的，就是這最后一個程序——章。

每幅摹畫裱完以后，最后都要有欽印才算大功告成，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蓋不好，前面摹畫的所有功夫也白費了。因此，摹印也可以說古書畫修復中非常特殊的存在。

中國印壇有“南陳北金”的說法，其中“北金”指的就是北派篆刻的代表人物金禹民，他也是故宮博物院摹印的開創者。金禹民只收了一個徒弟劉玉，而沈偉也是劉玉培養的唯一弟子。

所以，故宮摹印可謂是“三代單傳”。

剛開始做學徒，沈偉從磨石頭、磨鋸、磨刀開始，這就要花上一年時間。“磨完刀子寫篆字，又寫了兩年，這才能摸到印章，學習篆刻技法又是兩年，一共5年才算正式出師。”

每一枚印章，都有著強烈的時代色彩和個人風格，印文字體、章法布局，運刀手法、筆道的輕重、屈伸疏密……還有印章中體會的意境，都要有摹印者深刻的領悟。不僅印章的外表要一模一樣高度相像，印出來的效果也要不差分毫。

《清明上河圖》摹本的100多個印章，都是由沈偉的師傅劉玉復制鈐印的。

沈偉曾說，自己蓋過的最多的一幅是《蘭亭序》，有一百多塊章。這一百多個章里，可能既有師父劉玉的章，也有金禹民先生的。師傅們摹好的章，就成為資料，下次還可以再用。

我跟師父就像父子一樣

作為故宮摹印的“三代單傳”，沈偉和師父的感情更加不一般。

他曾在自述里說，自己和師父的感情很好，每年初五去拜年，一年可能能見個三四面，平常打電話。一見面，他們就聊些過去的事，工作情況、人員變動什么的。

師父眼睛不是特別好，每年體檢沈偉就陪他去，師父做青光眼手術也是他帶著去的，“我在場他踏實”。他曾形容自己和師父的關系：“怎么說，就是跟父子似的，有什么要求，就直說。有的徒弟，師父退休就忘了。我們單傳，不一樣。”

“師父最常跟我們說的是要守規矩，規矩就是圓規，幫你把章蓋對地方。”

這個“規矩”，第一是要守住寂寞，第二個是認真，不能出錯。

“人家兩年、三年畫出來的畫，我們蓋印章就是十分鐘，不能錯。蓋錯了沒法修，印章是紅的，擦不掉的。所以干一輩子不能出錯。”

30多年來，沈偉雕刻仿制了1000多枚古印，在臨摹的書畫上蓋了上萬個印章，沒出過一點差池。

下一代摹印傳人，在哪里呢？

《我在故宮修文物》里，沈偉的辦公桌前，充滿各種小小的意趣：小葫蘆、鳥籠、盆栽……

摹印同故宮的其他古文物修復工作一樣，要沉得住氣，更要拿出舒適的好心情來工作，要是光線不對、情緒不對，不干都行。“因為人工有生命力，不像復印，人工臨摹有生命力，可以反映人當時的心態。”

除了篆刻，沈偉的愛貓寵貓也出了名，他和青銅器修復師王有亮每天自覺地擔當起喂貓職責，每天上班，澆完了花，有時就喂貓，他還給兩只野貓起名“花子”和“灰子”，連《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劇組人員都知道，想逗貓，就可以去摹畫室所在的第四進小院找找看。

在故宮的小院兒里，他們還種起了菜，紀錄片里，他在院子里高興地欣賞著自己種的茄子西紅柿，“修身養性，自己調理，有點兒以廠為家了對不對？就像家一樣”。

沈偉一直把“素心若雪，淡如清風”當做自己的座右銘。“制作和收藏印章的過程，其實也是塑造性情的過程。沉浸在印章的世界里，少了現代社會的功利心和焦躁癥，變得與世無爭，這便是修身養性。”

聽上去有趣，但他也說過，他們在這里三十多年都沒什么變化，只是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不一樣。

“故宮的下一代摹印傳人，會在哪里呢？”在幾年前的一次采訪，沈偉說出了自己最大的煩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