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構筑了非公經濟領域和諧穩定的緩沖帶安全閥，使原本依賴黨政和司法部門解決的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商會，減少了訴訟和信訪，節約了司法成本和行政成本，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成為維護非公經濟領域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它有利于服務促進“兩個健康”，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商會調解維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使其集中精力搞好生產經營，有利于企業依法治理，實現轉型升級。

●它還是社會組織協同治理的重要實踐。商會調解既能為政府分憂，也能服務會員，實現化解糾紛的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最小化。

因為企業成本上漲的原因，B裝飾城要求裝飾城的石材商戶在續簽合同時租金上調兩成。由于企業大多為傳統的加工、銷售型小微企業，受到多種經濟因素的影響，生存維艱，石材商戶紛紛表示無力承擔房租漲幅。

A公司與B公司簽訂了供貨保障買賣合同。A方按約履行了供貨義務，B方沒有按期支付貨款。事情鬧到法院，法院對已經開具發票的貨款做出判決，部分貨款被追回，但還有部分貨款因發票不全及其他原因，法院并沒有判決。

這樣的一些糾紛、訴訟，是經濟領域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事。除了走法律程序，某些經濟糾紛是否可以商量著化解？如何商量著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商會人民調解越來越受到企業的歡迎。近年來，在法律部門大力支持下，工商聯商會不斷探索，為商會人民調解的制度設計提供了實踐樣本和經驗。

現象：“冤家”相懟少不了

B裝飾城與石材商戶的案例中，石材商戶與B裝飾城各有各的利益，單個的承租商戶沒有實力與裝飾城談判，由此商戶想到了商會。商會出面與裝飾城協調。作為第三方，商會兼顧各方利益，力爭解決分歧。最終，達成了各方均可接受的調解合意，采取了房租延期或分期交付，對確有困難的商戶不漲價或少漲價的優惠等方式，維護了各方的合法權益。

A公司與B公司的案例，是一件案了事未了的案例。雖然當事人提供的發票不全，事實證據不足，但并不表示沒有買賣發生。雙方主要矛盾有兩個問題，一是對未開票部分貨款對賬單不清，雙方賬目不一致，對方拒收發票導致貨款未能到位；二是按合同規定每日萬分之五的標準計算支付違約金對方無法承受。

雙方爭執不下，都指責對方過錯。核清賬目是調解的關鍵。調委會受理此案后，調解員理清雙方之間的爭議焦點，以雙方是“多年的商業伙伴，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為調解切入點，勸說雙方要依法正確處理糾紛。最后，雙方當事人都被調解員真心化解矛盾的執著精神感動，表示愿意互諒互讓，握手言和，達成并兌現了協議。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企業間矛盾糾紛日益增多、類型多樣。例如，企業內部的勞動合同、工資薪酬、社會保險、工傷認定、休息休假及經濟補償賠償等勞動爭議；合同履行、承攬定做、貨款賒欠、工程勞務等合同糾紛；企業與廠區周邊在施工擾民、道路使用、“三廢”排放等產生的相鄰糾紛；涉及企業股權、知識產權以及商品消費、房屋租賃、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方面。

對于行業話語權微弱的中小微企業，產生經濟糾紛或者合法權益受損，即便外人看來涉及的利益標的很小，但對于一個小小的企業或者工商個體戶，可能就是傷筋動骨的大事。往往就是這樣的小市場主體矛盾多發、問題隱患多、抗風險能力弱，處理起來費時費力，他們迫切需要高效便捷的化解方式。

商會是經濟社會的產物，商會天然具備調解行業或商人各種矛盾的職能。今天的商會依然具備調解的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其一，它構筑了非公經濟領域和諧穩定的緩沖帶安全閥，使原本依賴黨政和司法部門解決的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商會，減少了訴訟和信訪，節約了司法成本和行政成本，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成為維護非公經濟領域和諧穩定的第一道防線。

其二，它有利于服務促進“兩個健康”，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商會調解維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使其集中精力搞好生產經營，有利于企業依法治理，實現轉型升級。

其三，它還是社會組織協同治理的重要實踐。商會調解既能為政府分憂，也能服務會員，實現化解糾紛的社會成本和企業成本最小化。

商會調解并非易事

今天，商會調解的探索，其實還很“稚嫩”。這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會的發育與成長有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會逐步成長起來，形成了量大、覆蓋面廣的商會協會體系。然而，中國特色商會協會改革進程尚未趕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仍處在初級階段。

工商聯擁有龐大的民間商會網絡，自2007年以來，工商聯系統商會開始重視推進商會人民調解。來自全國工商聯的一份調查顯示，雖然企業有需求，但是，推進商會調解仍有不少“檻”，需要花費大力氣才能邁過去。

首先是認識的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對商會調解不夠理解，認為現有糾紛解決機制已比較健全，可以涵蓋涉企糾紛，沒必要單獨設立商會調委會；有的對商會化解糾紛能力評估不足，因此積極主動支持商會調解的力度不大；有一些商會錯誤地認為矛盾化解、維護穩定是政府職責，商會建設還在路上，無力顧及企業間的糾紛調解；更多的商會有心無力，甚至不了解人民調解的設立和工作程序等，不知道怎么參與調解；還有，有的企業對調解不信任，習慣于行政管理或托人情找關系解決問題，出現糾紛多依賴訴訟、較少求助商會。

其次是運行規范的問題。有的商會調解或礙于情面，或顧慮商業秘密，較少做文字記錄，調解文書制作不規范；有個別調解人以經濟實力和威望迫使當事人接受調解建議，這些因素不利于調解協議取得司法確認，也使得商會調解經驗難以推廣；還有的商會調委會受工商聯、司法行政機關甚至園區等多重領導，無所適從；規模以上企業還存在著既有人民調解還有勞動爭議調解等調解組織重復設置的問題。

第三，隊伍建設問題。高“法商”的調解員可遇不可求，調解隊伍不穩定。此外，還有經費保障，商會自身經費有限，保障調解不易。

機遇期已經來臨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出臺多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意見，為商會調解提供了政策支撐。商會調解進入了大力發展的機遇期。

商會調解的制度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例如，2018年，全國工商聯與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商會人民調解工作的意見》；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與全國工商聯聯合發布《關于發揮商會調解優勢推進民營經濟領域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的意見》；全國工商聯與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法庭對接，參與“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建設，積極培育涉外商會調解組織，幫助民營企業熟悉和運用國際商事規則。

制度建設是綱，綱舉而目張。截至目前，工商聯系統成立各類調解組織1520個，自2016年以來成功調解糾紛32000余件。經過10多年的摸索，工商聯商會調解工作成效呈現不斷提升態勢。

在制度設計支撐下，積累了10多年經驗的工商聯商會調解將走上品牌建設路。

諸如寧海縣工商聯的調委會聚焦勞動關系協調服務，形成了“老何說和”專職人民調解室；浙江寧波駱駝商會通過建立專職調解員、駝鈴志愿者、網格管理員、鄉音調解員四支隊伍探索鄉鎮商會多元調解模式等。這些組織在未來都會獲得更多的支持，將形成品牌效應?！俺墒煲粋€，發展一個，推廣一個。”全國工商聯法律服務部門有關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

完善商會調解機制，離不開改革創新。商會調解所需的專業人才以及經費保障的問題，要找到更好的對策。

全國工商聯提出，要把推進中國特色商會組織建設與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相結合，將調解員納入社會人才體系，在職業認定、評價和薪酬上予以保障；大力吸納企業和商會人員作為調解員；加強檔案管理和數據分析；采取多措并舉的方式，多方籌集經費，保障調解工作的開展。

對于普及商會調解，“法律三進”活動以及“法治體檢”將越來越深入企業。

2016年，全國工商聯與司法部聯合全面展開了法律進民營企業、進所屬商會、進工商聯機關活動（簡稱“法律三進”活動）。目前已走進企業30萬家、商會1.5萬家，生動的法治宣傳寓于鮮活的法律宣講、法規闡釋、政策解讀、風險排查服務之中。

2018年11月，司法部牽頭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民營企業“法治體檢”活動。1.76萬名執業經驗豐富的律師，組建3100多個服務團隊，累計為5.6萬余家民營企業提供了公益服務。據了解，近期，司法部、全國工商聯已經聯合制定了《關于深入開展民營企業“法治體檢”活動的意見》，大力推廣“法治體檢”公益活動。

商事糾紛商人解。商會調解尚需引導、培育、規范。未來的商會調解，必將在經濟平穩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