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考古的發現和研究的深入，中華燦爛的文化長河中，又不時增添“新成員”：簡牘、碑刻、手札……等待著我們去探索、去解讀，而這一過程，又是在一點一點揭開歷史神秘的面紗，使得我們能窺得更多面貌。漫漫長河，書海拾珠，本期開始，美術報將推出系列解讀專欄。第一部分為《吳簡風流》。

簡牘在書法史上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出土于1996年的長沙走馬樓孫吳簡牘，更是研究三國時期的重要文物。我們特別邀請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創研部張永強老師，在數以萬計的走馬樓孫吳簡牘中，精選書寫好、歷史價值高的簡牘，對木牘、大木簡、小木簡、行書簡、簽牌等進行解讀，其中不少珍稀簡牘是在正式考古報告發表之前，第一次公開披露。

1996年，在長沙走馬樓鬧市區，發現了大批孫吳簡牘，主要是孫吳大帝孫權嘉禾年間（232—238）的賦稅、戶籍與法律文書，具有重大的考古、文獻與藝術價值，被列為“一九九六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二十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專項”，震驚中外學術界。

經專業人士與相關機構20余年的不懈努力，共清理出7萬6千余枚有字簡牘，先后整理出版了《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等9大卷26分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三國吳簡具有重要的書法研究價值，其書法藝術上承東漢，下啟兩晉，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代表了東吳時期墨跡書法存世的最多數量與最高水平。自1996年秋吳簡被發現之后，劉正成先生首先對吳簡與鐘繇楷書之間的關系提出了看法，撰文刊發于《中國書法》1998年第1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此后20多年來，陸續又有學者對長沙簡牘書法進行了探討研究。正如王素、宋少華指出：“在吳簡出土之前，中國南北各地區出土過大量秦漢簡牘，樓蘭及其周邊出土過一些魏晉簡紙文獻，但秦漢簡牘中，東漢末年簡牘極少；魏晉簡紙文獻中，三國初期簡紙文獻不多。直到1996年，長沙走馬樓出土大量吳簡，2004年長沙東牌樓出土一些東漢末年簡牘，東漢末年到三國初期文字材料稀少貧乏的情況，才得到較大的改善。其中，長沙走馬樓吳簡的出土，為這一初期文字書法大變革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實物材料，尤其值得重視。”（王素、宋少華《長沙走馬樓書法綜論》，載《長沙走馬樓吳簡書法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長沙走馬樓吳簡也為魏晉書法史、特別是鐘繇、王羲之書法淵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長沙吳簡中使用最多的是楷書。吳簡楷書尚處于隸楷過渡階段，很多孫吳簡牘保留了較多隸書筆意，結體寬博，用筆凝重，其橫畫、豎畫的彎曲弧度，與傳世王羲之《姨母帖》接近。

吳簡的書寫載體為木、竹。通過對長沙吳簡及這段時間前后簡牘、法帖的研究表明，三國魏晉之際，還是牘、紙、縑帛并用的交替時期，這對于探究鐘王書法的載體提供了珍貴實物，在書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三國志·魏書·文帝紀》注引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晉書·王羲之傳》：“嘗詣門生家，見棐幾滑凈，因書之，真草相半。”梁虞和《論書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床，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后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并珍錄。奉后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為揚州主簿。余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可見二王父子皆喜書棐。表中又記桓玄“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又錄“鐘繇紙書”“張芝縑素及紙書”“索靖紙書”“鐘會書五紙”“羲之所書紫紙”等，此以“縑素”指代法書，是這一時期牘、紙、縑帛并用的反映。

長沙吳簡中的木牘一般長度為24—26厘米之間，相當于漢魏時期的一尺，是名副其實的“尺牘”。史籍中經常稱贊書家“善尺牘”“工書”“善書”，當時書寫的載體，如同吳簡中“尺牘”式樣的應該占相當多的部分，未必都書寫于紙上。梁庾肩吾《書品論》云：“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猶以“臨池”“削板”作為學書的代稱。走馬樓孫吳簡牘是魏晉時期簡牘書跡的珍貴實物，意義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