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集中通報135起保護傘典型案例

制度保障權力不被黑惡勢力圍獵

●　自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總計集中發布了135起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問題。政法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有78起，其中“警傘”數量居首，達68起

●　黑惡勢力具有極強的腐蝕性，“圍獵”手段多樣令人防不勝防，容易讓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陷入其中。此外，對領導干部的權力制約和監督仍然存在漏洞，濫用權力的空間仍然存在

●　建立和完善黨員干部交流任職制度；完善執法辦案制度，從制度上壓縮可能發生違法違紀問題的空間；建立黑惡勢力保護傘“零容忍”制度；建立全方位、多路徑的監督監察制度，讓“保護傘”處于全面監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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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濱州市人大常委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原主任委員盧躍林，近日因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被公開通報，信息出現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中。

《法制日報》記者逐條梳理信息發現，自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以來，要聞欄目總計集中發布了135起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35起“保護傘”典型案例中，政法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有78起。其中“警傘”數量居首，達68起。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保護傘”典型案例，一方面說明這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攻堅期之后的重點任務；另一方面也說明黑惡勢力“圍獵”黨員干部，特別是警務人員問題，亟需從制度上加以解決。

占比三成是“官傘”

權力助黑危害大

5月29日，山東省紀委公開通報曝光5起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問題，盧躍林正是其中一起。

通報稱，2018年2月，濱州市公安機關偵破以博興縣城東街道相公堂村黨支部原書記王江然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案。

經查，王江然操縱換屆選舉，長期把持基層政權；通過毆打他人、打砸車輛、恐嚇威脅等手段，強行承攬工程項目，牟取非法利益；其領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非法拘禁等違法活動30多起，嚴重破壞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

盧躍林在擔任博興經濟技術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和濱州市人大常委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多次接受王江然請托，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其提供幫助。

其中，2010年8月，盧躍林違規安排博興經濟開發區管委會出具從輕處理建議函，干預檢察機關對王江然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的審查起訴。

2011年11月，未經任何審批程序，盧躍林個人決定批準王江然占用博興經濟開發區111.5畝土地建設物流公司，違規減免土地款51.5萬元。

2016年8月，盧躍林通過協調與王江然有糾紛的公司負責人，在王江然未履行償還義務情況下，違規屏蔽其失信被執行人信息。

根據通報，盧躍林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其涉嫌犯罪線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這樣的通報信息并非孤例。

《法制日報》記者逐條統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信息發現，自2018年1月以來，要聞欄目總計通報了180起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典型案例，其中135起是“保護傘”典型案例。

在135起“保護傘”典型案例中，包括省以下各級黨政機關及政府部門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案例43起，占比為31.8%；村(社區)“兩委”成員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案例14起。

在充當“保護傘”的黨員干部中，級別最高的為廳級。例如，在廣東省廣州市通報劉永添涉黑團伙背后黨員干部充當“保護傘”典型案例中，有兩名局級干部涉案，其中之一是廣州開發區管委會原巡視員郭粵明。

握有權力者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現象已經引起中央重視。

5月22日，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召開會議聽取情況匯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強調，要堅決打掉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

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行過程中，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保護傘”典型案例，一方面說明中央掃黑除惡專項治理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下一步要著力解決黑惡勢力背后的“保護傘”問題。

“另一方面也說明掃黑除惡已經進入攻堅期，必須堅決解決黑惡勢力背后的‘保護傘’問題，從根源上解決黑惡勢力滋生蔓延問題。”莊德水說。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副教授王建新對《法制日報》記者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通報，體現了黨中央打贏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這場攻堅仗的堅定決心，也體現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把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的總體思路。

“這種現象的存在，一方面說明黑惡勢力具有極強的腐蝕性，‘圍獵’手段多樣令人防不勝防，容易讓一些掌握權力的黨員干部陷入其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領導干部的權力制約和監督仍然存在漏洞，濫用權力的空間仍然存在。”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警務人員占比高

貓鼠勾結作惡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135起“保護傘”典型案例中，政法機關有78起，占比57.7%，其中尤以“警傘”為最多，數量達68起。

最受關注的通報事件之一，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于今年4月12日發布的消息：天津集中通報17起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案例，其中“警傘”占7起。

例如，天津市北辰區委原常委、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原局長劉子讓，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首要分子顏錦請托，收錢抹案，指使辦案民警幫助顏錦及其成員逃避刑事追究。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原副局長楊云生，長期與惡勢力團伙首要分子杜明保持聯系，共同出入私人會所，利用職務便利為其辦理保安公司審批及游戲廳、洗浴中心經營提供幫助，收受賄賂。

天津市公安局津南分局雙港派出所原所長蔡永振，接受黑社會性質組織首要分子閻巖請托，故意包庇，收錢抹案，幫助閻巖及其團伙成員逃避刑事追究。

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梳理發現，充當“警傘”者有公安局局長、政委、副局長、副政委、派出所所長等，2018年以來至少有45名公安局局長因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被查，其中又以江西省查處的公安局局長數量最多，達10名。

例如，江西省銅鼓縣原副縣長、縣公安局原局長陳云南一案，今年5月13日由江西省上高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陳云南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8個月。

在當地政法系統舉行的警示教育大會上，陳云南一案被認定是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后，江西省查處的第一起公安局長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案件。

根據通報，陳云南“在牽頭偵查涉黑犯罪集團案件中，仍然收受犯罪集團首要分子所送錢款，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案件偵查、項目審批、工程承接、干部選拔任用等事項中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錢款，涉嫌受賄犯罪”。

江西省其他被查的公安局局長包括：上饒市信州區原副區長、信州分局原局長祝少敏，宜豐縣原副縣長、縣公安局原局長周曉明，宜黃縣原副縣長、縣公安局原局長劉軍，奉新縣原副縣長、縣公安局原局長彭添奎，三清山管委會副主任、三清山分局原局長余斌，樂安縣原副縣長、縣公安局原局長陳兵等。

莊德水認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開展主要依靠公安機關，公安隊伍中的個別警務人員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這種現象亟需引起高度重視，尤其是公安局局長，他們是公安機關的“一把手”，是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第一責任人，從職責上說應該保一方平安。

那么，黑惡勢力為何會拉攏腐蝕包括公安局局長在內的警務人員呢？

在莊德水看來，公安機關和涉黑團伙的關系，是貓與鼠的關系，黑惡勢力之所以要將公安人員拉下水，就是為了讓他們充當自己的“保護傘”，從而逃避打擊。公安局局長作為公安機關的“一把手”，因此更容易成為黑惡勢力“圍獵”的主要目標。

王建新認為，根本原因在于，被“圍獵”的警務人員的個人理想信念不夠堅定，忘記了自己共產黨員和人民警察的身份，忘記了“人民保護神”的稱謂，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出現扭曲，進而抵擋不住黑惡勢力金錢和利益的誘惑。

打鐵必須自身硬

強化監督防圍獵

2018年1月，為落實黨的十九大部署，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

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行過程中，2018年3月2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發布消息稱，山東通報3起基層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問題。

這也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首次集中發布涉“保護傘”典型案例。

此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要聞欄目又陸續發布多起各地通報黨員干部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典型問題的消息。

2018年10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開曝光5起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典型案例，要求堅決懲治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問題。

這也是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首次集中曝光“保護傘”典型案例。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有關負責人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部署，把打擊涉黑涉惡腐敗和“保護傘”同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問題緊密結合，緊盯涉黑涉惡問題突出、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點地區、行業和領域，緊盯村“兩委”、鄉鎮基層站所及其工作人員。

同年12月，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一新主持召開全國掃黑辦第四次主任會議時說，要堅持掃黑除惡與打“保護傘”聯動，把深挖徹查“保護傘”作為主攻重點，加強分類指導，堅決深挖徹查“保護傘”。

《法制日報》記者統計發現，整個2018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要聞欄目總計發布69起“保護傘”典型案例，2019年以來發布66起“保護傘”典型案例。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該如何確保手握權力的黨員干部不被拉攏腐蝕進而成為黑惡勢力的“保護傘”？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首先，黨員干部“打鐵必須自身硬”。

王建新以警務人員舉例說，要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鐵一般”作為公安局長的基本要求。一方面要堅定公安局長對黨忠誠、服務人民的理想信念，樹立鐵一般的紀律作風，讓黑惡勢力“無孔可鉆”。另一方面要厚愛公安局長，全面落實從優待警各項措施，通過增強其職業榮譽感、自豪感、歸屬感，消除其腐敗的內生動力。

其次，亟需從制度上切斷權力與黑惡勢力的利益勾連，防止權力被黑惡勢力“圍獵”。

莊德水以公安局長舉例說，從制度上預防公安局長被黑惡勢力“圍獵”，可以依法實行公安人員異地交流任職制，不能讓公安局長在某個地方任職時間太長；同時從制度上加強對公安機關的監督制約，防止公安局長與黑惡勢力形成利益同盟。

王建新則建議，第一，建立和完善黨員干部交流任職制度，對重要部門、關鍵崗位的黨員領導干部，設立任職回避、明確最長任職年限、確定輪崗交流要求；第二，要完善執法辦案制度，從制度上減少可能發生違法違紀問題空間，防止領導插手干預案件辦理；第三，建立黑惡勢力保護傘“零容忍”制度，只要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無論職位高低，無論貢獻多大，都要一查到底、絕不姑息；第四，要建立全方位、多路徑的監督監察制度，讓“保護傘”處于全面監督之下，無處躲藏。

□　本報記者 陳磊 制圖/李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