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改革開放40年分為上下兩場的話，在我看來，前20年，上半場是實現對人的解放；后20年，下半場是實現資本的解放。

張志勇

知名財經作家

著有《中國往事30年》《有產者啟示錄》等

張志勇的《民營企業40年》出版了，像他這樣持續關注民營經濟的媒體人似乎并不多，或者說，國內研究民營經濟的人就不多，在改革開放40年這樣的關鍵時刻，以這樣一本書為改革開放立傳的，除了張志勇，也就只有莊聰生的《中國民營經濟四十年》了，莊聰生的書，官方色彩似乎濃厚些，而張志勇的書更多地體現了民間視角，這就使得他的書民味更重些。正因為他的視角是民間的，因此，很多時候是帶著感情的，他常常把自己擺進書中，這又使得這本書有了一個更顯著的特點——這是一本有溫度的書！也是一本有態度的書！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筆者有幸與他多次探討民營經濟40年的歷史，探討這本書將以一個怎樣的視角呈現這一段歷史，探討這一段歷史該怎么分期，探討民營經濟將走向何方。10年前，張志勇寫過一本書，書名叫《中國往事30年》，寫的正好是改革開放30年的民營經濟歷史，因此，這兩本書可以看做是姐妹篇。大致體現了張志勇對民營經濟不同發展階段的精確把握，也體現了他樂觀的一面。

人們常說言必稱希臘，而張志勇是言必稱黃仁宇。大歷史因此成為他構建40年民營經濟史的基石。顯然，40年的改革開放是40年民營經濟史的底色，也只有把民營經濟放在整個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來梳理，才會更好地理解和認識中國改革開放40年，但實際上，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只不過是新中國70年歷史的第二樂章，如果把它放到更深更遠的歷史背景下，也可以看作是150多年前洋務運動尋求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的延續，所不同的是，只有改革開放，才找到了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到達彼岸的正確道路。張志勇說：“我一向主張，站在更廣闊的視野下來審視和觀察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放在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工業化和強國夢，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其復雜性勝過革命百倍，正因此故，改革開放“不僅是中國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類的一項實踐，它不僅實現了中國歷史的轉型，讓中國重回世界舞臺中央，也推動了世界范圍的社會轉型。”

通過大歷史，張志勇不僅建構起了他民營經濟40年的歷史觀，也真正深刻地把握了這場變革深厚的歷史意義和豐富的現實意義。在張志勇看來，歷史就是一種必然，一種宿命，民營經濟正是在這歷史必然性中破土而出、尋找出路、破浪前行的，而人民是民營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40年的民營經濟發展史，有曲折，有阻力，但誰也阻擋不了它前進的步伐。這里，“既有人民的創造，也有政治家的膽識，更有共產黨人的實事求是精神。”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合力，民營經濟在千轉百回中總能找到新的方向。

是什么形成了歷史的合力？通讀張志勇的《民營企業40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是思想解放、人的解放、“私”的解放，有了這三個解放，才有了民營經濟的40年。

回顧歷史，我們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初期那場決定中國命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打破了過去長久盛行的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沖破了‘左’傾思潮，是對‘兩個凡是’的拋棄。”實際上，思想解放也非單行線，而是一股合力，是一股基層和高層之間的合力。在高層，有老一輩革命家的歷史擔當，開啟思想解放的大門；在基層，小崗村的村民們，沒有飯吃的返城知青們，陳志雄、高德良、年廣久們，何嘗不是思想解放的先驅！正是他們以自己的生命為擔保，率先砸碎了禁錮人們頭腦的鎖鏈，大膽地想，大膽地闖，勇敢突破有公無私的傳統觀念窠臼，突破雇工七個八個的教條主義束縛，才在公有制經濟之外催生出了個體私營經濟，才形成了個體戶、農民企業家、私營企業主這樣一個社會階層。

張志勇的觀察是敏銳的，思想解放是改革開放的先導，如果我們的思想還在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還在拼命地“割資本主義尾巴”，何來改革開放？何來民營經濟？事實上，在民營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沒有思想的解放，實踐就不可能前行，黨的理論政策也不可能有創新突破，也就不可能有蔚為大觀的民營經濟。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的需求有五個層次，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沒有思想的解放，沒有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不可能有民營經濟。

張志勇說：“如果把改革開放40年分為上下兩場的話，在我看來，前20年，上半場是實現對人的解放；后20年，下半場是實現資本的解放。”鄧小平深知這一點，因此，他甫一出場，就在五老火鍋宴上，給民族資本家們脫帽加冕，還他們尊嚴，請他們出山。

吃飯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是人類生存的基本前提，與其把他們圈養起來，餓著肚子鬧革命，不如把他們放出來，讓他們自己找飯吃。正是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讓很多人絕處逢生。于是，腳上沾著泥水的農民洗腳上岸，脫離集體，成了農民企業家，一批國有企業中的能人，停薪留職、辭職單干，成了私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董事長，以天下為己任的科技知識精英，放下輕商的痼習，下海創業，成了新一代民營企業家。沒有人的解放，沒有人性的復歸，沒有對人的尊重，就不可能有這么一大批人敢于冒著風險，成就屬于自己的事業。以至于張志勇要用詩一般的語言贊美：“那一年，我16歲。1978年，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對人的徹底解放。”

因此，民營經濟實際就是人本經濟、民生經濟。在民營經濟已經發展壯大的今天，就業依然是民營經濟最大的貢獻，哪個地方民營經濟發展得好，經濟就興旺，人民生活質量就高。猶如吃飯生存是人的本能一樣，市場也是經濟自身存在發展的本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民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40年，我們終于選對了市場經濟，才有了民營經濟的今天。

張志勇說改革開放的下半場是資本的解放，但他說得更多的是“私”的解放。在我看來，“私”的解放更確切些。道理很簡單，在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在清除一切私有財產、私有觀念的環境下，不把“私”解放出來，怎么可能有個體私營經濟的萌芽？事實也是如此，個體私營經濟就是在公有制的邊緣生長出來的，黨的理論政策也是因為承認并不斷擴展了“私”的范圍，才使得個體私營經濟獲得了準生證，并終于長大成人的。再者，只有把“私”首先解放出來，才會有資本的解放，沒有“私”的解放，資本也就不成其為資本。

在《民營企業40年》中，張志勇承認：“包產到戶的承認，其本質是對‘私’的承認；知青大返城，就業問題是‘逼’出來的個體私營大軍。”一切源于對“私”的承認和解放。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來說，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所謂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就是視私有制為洪水猛獸，非欲除之而后快，破除這個傳統觀念就是承認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需要支持引導私營經濟發展。正是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才有抓大放小，也才有“兩個36條”等具體的政策，為民營經濟發展騰出空間。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1954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有“私營經濟事業”“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的法定地位，但從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到“1978年，中國還沒有一家私營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概念都沒有，個體經濟為14萬人（戶）。”1988年，經過10年的改革開放，“私營經濟”四個字才再次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后，才有非公有制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才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憲法。

從有“私”到無“私”，再到有“私”，這是一個輪回，也是一次“救贖”！張志勇提出的“私”的解放，應該說非常準確地抓住了改革開放、發展民營經濟的命門。事到如今，承認不承認“私”，在多大程度上承認“私”，恐怕是能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者系知名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