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臺地，到底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

臺地東部發掘區 照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1. 遺址的發現內容

“說實話，吉仁臺溝口遺址的發現是為了配合當時的基本建設而進行的。2015年我們為了配合基本建設進行前期考古時發現了這處遺址，并于當年和2016年對這里進行了兩次搶救性發掘。累計發掘面積2500多平方米，揭露房址20座。2018年5月到11月，我們與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對這里進行了第三次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00多平方米，清理房址17座，窯址兩處，墓葬兩座，另外還發現了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跡、煤堆等200多座，采集遺物標本1000多件。”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阮秋榮說道。

三年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讓阮秋榮的團隊基本揭開了這個聚落遺跡的全貌，大致理清了遺址的分布范圍和文化內涵。房址多數集中分布在臺地東部的背風稍低處，中部零星分布，西部有一座單獨的大型房址。房址按建筑規模可分為大小兩種。

大型房址面積約100至400平方米，共計6座。最大一座位于臺地西部，相對獨立，很可能是有比較特殊功能和性質房址。以一處標號為F25的房址為例，該房位于臺地東部，西南被另外兩處房址疊壓打破。房址依臺地坡度掏挖出簸箕狀半地穴式房基，整體呈東南西北向。平面大致呈長方形，面積約204平方米。該房址區域堆積厚達3米，可分為10層，房址本身各類跡象豐富，有柱洞、灰坑、煤堆、燒坑、窖穴、基槽和燒土等100余處。石砌門道位于房址南側，長方形石砌火塘位于房址中部，二者連線大致構成房址中軸線。房址內出土了大量陶、石器和獸骨。

小型房址面積約20至60平方米，共31座。在臺地中部零星分布，大部分集中于臺地東部，且多依山梁地形呈階梯狀錯落分布。以一處標號為F23的房址為例，它位于臺地東南角，東臨沖溝，西低東高，半地穴式，西南東北向，平面大致呈橫長方形，南北寬約7米，東西進深約6米。房址有5個使用期，發現有較多的柱洞、灰坑、燒土、石堆、火塘（灶）和煤堆等跡象，最主要的是發現了大量煤塊、煤渣和煤灰，出土了陶范、石范、煉渣、銅礦石等。

窯址共發現了6處，分屬不同時代。其中兩處勺形窯規模較大。以一處窯址為例，它位于臺地東緣，南北向，由窯室和火道兩部分組成。窯室居于南側，近圓形，口大底小，窯壁及底燒土厚度約15厘米。窯室內部堆積可分為4層，其中第3層又分12小層，均為1至4厘米厚度不等的炭層，木炭多用細枝或草本植物燒成。根據窯址形制及遺物，初步推測其為燒制或儲存木炭的窯。

墓葬共發現80座。其中屬于青銅時代晚期的有9座，其余均為早期鐵器時代、秦漢時期等晚期墓葬。墓葬形制有半地面石棺墓與豎穴土坑（石棺）墓兩種，均側身屈肢，隨葬品有素面平底陶罐、帶柄銅鏡、銅耳環等。

吉仁臺溝口遺址的遺物主要出土在房址地面和上部堆積中，共約1000余件（套）。以陶器和石器為大宗，少量銅器、骨器和鐵器等。此外還出土了數量較多的牛、羊、馬等家畜的骨骼。另外，還集中發現2000多粒炭化黍的遺存。

阮秋榮說：“2018年我們在房址區南約1000米處新發現了一處大型高臺遺存。它地處喀什河溝口要沖，位置險要。平面大致呈方形，邊長約140米。中部較高，邊緣略矮，最高處約7米，但因修建水渠、房屋、道路等，高臺破壞嚴重。我們分別在高臺遺存東北角和北、南、西側邊緣布設探溝，主要是想探明其確切范圍和堆積情況。”

專家經過試掘發現，高臺本體120米見方，外周有約10米的坍塌堆積。“高臺遺存是吉仁臺溝口遺址的又一重要發現。該建筑遺存與房址區相距很近，出土遺物類同，進一步豐富了吉仁臺溝口遺址的范圍和功能分區。高臺遺存地處溝口要沖，溝通東西，向溝外可連接烏吐蘭墓地、喀拉蘇遺址，向內可連接吉仁臺溝口遺址主體區、窮科克遺址、湯巴勒薩依墓地，是將喀什河流域青銅時代遺存串聯起來的關鍵點，地理位置非常關鍵。最關鍵的是，這處高臺遺存是目前為止發現的新疆史前面積最大、規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石構建筑遺存，放眼同時期歐亞草原也難得一見。”阮秋榮說道。

2. 豐富的出土文物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王永強永遠也忘不了2015年6月17日。那一天，當他小心翼翼地揭開吉仁臺溝口遺址一座墓葬的土層時，看到了土層中竟然有煤灰。在同一土層中，他還發現了青銅時代的陶片。

“據記載，煤炭在漢代被大量用于生產、生活。可我看到的煤炭卻是在青銅時代，當時我就覺得這有點不可思議。”王永強回憶說。

隨著發掘的深入，吉仁臺溝口遺址中陸續發現了煤灰、煤渣和未燃盡的煤塊，以及煤的堆放點。這時候王永強和團隊的其他成員都興奮起來，因為他們的發現證明了一點：青銅時代生活在這里的人類已經開始使用煤炭。這一發現，意味著人類使用煤炭資源的時間，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經過碳14測定，這處遺址早期年代距今3600年。

“眾多的發現顯示使用煤炭資源作為燃料這一行為差不多貫穿了整個遺址的始終。這種能源的發現和利用在人類能源利用史上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性質，是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重大考古發現。”阮秋榮說。

此外，在這處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了豐富的與青銅冶煉有關的遺物遺跡，包括坩堝、煉渣和陶范等，冶金證據鏈更為充分。這表明該遺址存在一定規模的鑄銅活動，這在新疆青銅時代的遺址中十分罕見。遺址中還出土幾件鐵塊和較多鐵煉渣。這些新發現對新疆及至中亞地區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義和價值。

阮秋榮說：“我們確認了這個聚落遺址的基本布局和功能分區。即它主要由房址區和高臺遺存組成，在高臺遺存東南部的喀什河兩岸應該屬于與遺址相關的墓葬區。這些遺存共同構成了一處規模宏大、布局復雜的大型聚落遺址。結合近400平方米大型單體房屋建筑和氣勢磅礴的石構高臺遺存，我們初步推測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考古人員根據地層疊壓打破關系、房屋形態和陶器特征，發現遺址主體遺存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流行居中有長方形火塘的大型半地穴式木結構房屋，陶器多筒形罐、折肩罐，裝飾紋樣較少且簡單，大致屬于安德羅諾沃文化系統的末期；第二個時期遺址房屋規模變小，形制趨于簡陋，火塘平面形狀多為圓形或多邊形，陶器口部較第一期小，口部多裝飾珍珠紋；第三個時期罕見房屋，常在坡地上發現火塘、石堆和煤堆的遺跡組合，平底器仍是主流，但出現帶管狀流的圜底器。

“根據碳14測年數據，第一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400年，第二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400至公元前1200年，第三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200至公元前1000年。三期房屋從大到小，從規整到簡陋。陶器由筒形罐到圜底器，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提供了寶貴資料，也反映了公元前二千紀后期到公元前一千紀初期，西天山地區人群從畜牧經濟向游牧經濟轉變的過程。”阮秋榮說。

最讓考古人員興奮的是，他們在遺址中集中發現了2000余粒炭化黍種子。這是伊犁地區青銅時代該類作物的首次發現，為黍的西傳路線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時該遺址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農作物如大麥、小麥的發現，這為研究早期農作物的東西交流路線提供了新視角。

3. 考古發現的現實意義

吉仁臺溝口遺址是伊犁河流域及新疆史前文明的直接見證，是古代新疆人民開發新疆建設新疆的歷史實證，也是展現尼勒克縣歷史文化傳承與底蘊的物質載體。

阮秋榮說：“考古發現證明，早在史前時期，伊犁河流域就已經是多元文化交流匯聚的重要地區，對于理清新疆自古以來多民族共同聚居與開發的歷史事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賈笑冰認為，新疆史前聚落少見難得，伊犁河谷自然條件非常優越，可以選擇一兩個有代表性的地理單元進行調查，結合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建立伊犁河流域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譜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認為，煤的發現是最大亮點，是核心貢獻，是世界考古學的大問題，意義重大，但還要進一步認識煤的使用范疇和性質問題。黍是由東向西傳播，大麥、小麥是從西傳入中國，農作物互相傳播反映的是早期東西文化的交流。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羊、牛、馬的動物遺骸，應將各期動物量化分析，將其與畜牧向游牧的轉變聯系起來。

北京大學教授張弛認為，遺址存在大型房址和小型房址的打破關系，所以聚落至少可以分為兩期，且一二期應當有一定的間隔時間。游牧業的出現是涉及歐亞大陸研究非常重要的大課題，其變化巨大，涉及方方面面，希望發掘研究工作能夠持續開展下去。高臺遺存，石墻制作嚴絲合縫，比石峁（遺址）還好，關鍵要將年代做清楚。

南京大學教授水濤認為，通過三年的發掘，在伊犁河流域揭示出了一處綜合性遺址，既有冶煉的手工業遺跡，還有大型的單體建筑和數量較多的墓葬，說明這個聚落或者人群本身和冶金生產有密切的關系。

《光明日報》（ 2019年01月03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