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由內蒙古赤峰市人民政府和遼寧朝陽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紅山文化遺址世界文化遺產價值國際專家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博物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專家學者就紅山文化遺址的價值進行了探討，并對其申遺提出意見和建議。

牛河梁遺址女神頭像

紅山后遺址出土石器及陶器

三個遺址被選為申遺地點

紅山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之一，年代為距今6500年至5000年，主體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和遼寧西部地區，有魏家窩鋪、牛河梁—興隆溝、哈民忙哈3個類型，其典型遺址包括魏家窩鋪遺址、紅山后遺址、牛河梁遺址、興隆溝遺址等。這些遺址又可以分為居住、埋葬和祭祀遺址，其出土的陶器、玉器和石器最具代表性，是反映紅山文化發展歷程、先民生產和生活狀況、祭祀禮儀制度、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和社會分化的重要實證。

2012年，紅山文化遺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錄》，目前其申遺點選擇了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遺址、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紅山后遺址和魏家窩鋪遺址。

牛河梁遺址共有遺址點43處，距今約5500年至5000年，為迄今發現最大的紅山文化晚期祭祀與墓葬中心。該遺址由“女神”廟、祭壇和積石冢三類遺址構成，其分布、形態特征與出土遺物具有極強的規劃性與等級性，反映出紅山文化晚期空前的社會組織能力。遺址出土的大量玉龍、玉鳳、玉人等器物，制作技藝高超，成為中國社會長久以來“惟玉為葬”習俗的重要源頭之一。紅山后遺址距今約5000年，“紅山文化”由此得名。遺址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在北方農業發展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魏家窩鋪遺址占地面積約15萬平方米。截至目前，遺址共揭露房址114座、灰坑219座、灰溝4條、灶址16座、墓葬2座，出土陶器、骨器、蚌器等遺物千余件。該遺址是目前內蒙古境內規模較大、保存較為完整、發掘面積最大的紅山文化時期的環壕聚落遺址。遺址所處的位置對研究紅山文化時期南北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社會結構與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并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選擇這3個遺址作為申遺地點，是綜合考慮了紅山文化各遺址考古發掘進程、保護狀況以及在整個文化中的代表性等。”申遺文本編制方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孫燕表示，紅山后遺址是紅山文化的命名地，也是紅山文化研究的開端；魏家窩鋪遺址是得到有效保護的紅山文化中期中心性聚落遺址的典型案例；牛河梁遺址則是紅山文化遺址中迄今發現規模最大、構成最為復雜的祭祀與墓葬中心，是中華文明起源歷程中的重要節點。3個遺址相互補充，共同構建了紅山文化復雜的社會形態。

借鑒申遺的國際經驗

在研討會上，來自印度、日本等國的專家學者介紹了本國的世界遺產地，并為紅山文化申遺建言獻策。

曾參與大運河和土司遺址等中國世界遺產項目評估的印度考古學家莉瑪·胡賈（Rima Hooja）介紹了印度的拉賈斯坦城堡申遺。她說，在2010年，他們選擇包括拉賈斯坦城堡在內的5個城堡進行申遺，其中拉賈斯坦城堡建于1727年，具有很強的防御功能，且該古堡處于當時的貿易中心，可以通往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紅山遺址墓葬有圓形、方形，所代表的‘天圓地方’在中國很好理解，但是外國學者并沒有類似的文化背景，所以在申遺時需要更加準確地陳述。申遺時必須強調遺址的獨特性，因此紅山后遺址入選需要補充更加充分的理由。”莉瑪·胡賈從拉賈斯坦城堡申遺的經驗出發，對紅山遺址申遺提出建議。

日本的考古學家巖田安之表示，在日本繩文遺址申遺過程中，會針對遺址開展相關的教育活動，并且每周在博物館舉辦相關講座以及研討會，如此，公眾可以更加了解遺址以及申遺的意義。這些做法紅山文化申遺都可以借鑒。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邁克爾·皮爾森（Michael Pearson）重點講述了澳大利亞監獄遺址的申遺過程。他表示，澳大利亞曾為英國的殖民地，在18世紀有8萬多人被流放到此，后由移民建立了新的國家。目前澳大利亞有18世紀至19世紀的移民流放地300多處。這些流放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申遺的具體闡釋中需要結合考古遺跡講好其中的故事。“對紅山文化申遺項目的價值闡釋，除了細節，更要關注宏觀的故事，從全球人類史的角度進行解讀。還應該注意是否有其他考古學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與紅山文化類似，如果有，可以考慮擴大申遺內容。”他說。

補充內涵  突出價值

對于申遺點的選擇、申遺文本的編制等具體問題，不少專家學者也提出建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建議將興隆溝遺址、草帽山遺址、半拉山遺址加入申遺點，以突出紅山文化遺址的普遍價值和唯一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光冀認為，應該補充紅山后遺址的內涵，同時希望考古學家能參與到紅山文化考古遺址公園的設計規劃中，以保證遺址的可持續發展。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水城認為，紅山文化遺址申遺項目在規劃文本和遺址選擇上還有所欠缺，需要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在申遺文本中要著重論述紅山文化的祭祀等問題，并通過與其他項目對比，闡述紅山文化的獨特之處。”他說。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指出，要繼續加強遺址內涵、價值比較分析的基礎研究，同時加強遺址的整體保護和安全監管，落實依法依規管理，還要考慮如何將紅山文化遺址更好地對外開放展示，將考古成果向公眾普及。“更要處理好遺址保護與當地發展的關系，讓當地群眾支持申遺工作，這既是出發點也是落腳點。”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