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海派三人行——任伯年、蒲華、吳昌碩書畫精品展”于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區三樓書畫廳開幕。展覽將持續至2019年3月17日。

清末民初的上海，自開埠以來逐漸成為遠東第一大都會，繁榮的經濟，活躍而多元的市民文化，催生出巨大的書畫市場，吸引著周邊以及南方的書畫家紛至沓來。一時高手云集，使上海成為繼揚州之后又一畫壇重鎮，形成了雅俗共賞的海上畫派。

海上畫派人數眾多，而鄰近江、浙、皖優秀畫家的不斷加入，對于海上畫派的存在與壯大，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任伯年（1840-1895年）、蒲華（1832-1911年）、吳昌碩（1844-1927年）分別來自于浙江的蕭山、嘉興和安吉，相繼進入上海鬻畫。他們與古為新，繼承優秀傳統，又自由抒發個人性靈的藝術風貌，在眾畫家中突穎而出，成為海派翹楚。而吳昌碩與蒲華、任伯年的深厚友誼早已傳為畫壇佳話。他們的藝術各有所長，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和滲透融會于其作品中。這些作品或清新脫俗，詩情畫意；或淋漓沉郁，古雅渾厚。他們的藝術風格不僅強有力地推動了海上畫派的發展和興盛，還極大地影響了現代中國書畫的進程。

王小紅作為策展人，特遴選浙博館藏任伯年、蒲華和吳昌碩三家書畫作品，攜手嘉興博物館藏蒲華部分作品，共聚一堂，策劃“海派三人行——任伯年、蒲華、吳昌碩書畫精品展”，回顧任伯年、蒲華、吳昌碩所走過的藝術歷程，既是緬懷鄉賢先輩，又為廣大藝術同好提供品味經典，欣賞佳作的良機。

——編者

任伯年

任伯年（1840年—1895年），初名潤，字次遠，號小樓，后改名頤，字伯年，浙江蕭山人。任伯年自幼受父熏陶學習肖像畫，長大后得任熊、任薰指綬。又由二任上溯陳洪綬、朱耷、華喦等。1868年定居上海，鬻畫為生。任伯年的繪畫發軔于民間藝術，技法全面，山水、花鳥、人物無一不精。人物畫在其繪畫生涯中占有相當的比重，且面貌豐富多樣，題材多以仕女、神話故事、歷史人物、當代行樂圖、肖像為主。任伯年的花鳥畫重視寫生，又融匯諸家技法，并吸取西洋水彩色調之長，勾皴點染，格調清新，設色明快，生動活潑。任伯年的新穎畫風，在晚清畫壇漾起一片漣漪，成為繼趙之謙之后中國近代畫壇的杰出代表。

蒲華

蒲華（1832—1911）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號胥山野史、胥山外史等，浙江嘉興人。蒲華個性磊落不羈，善花卉、山水，尤擅畫竹，有“蒲竹”之譽。1864年始攜筆硯出游，居無定所，游食四方。1894年蒲華結束了三十年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繼續賣畫生涯。在上海與吳昌碩、吳秋農、何熙伯、徐星洲、哈少孚等相交，尤與吳昌碩的關系最為親密。蒲華書法樸拙生趣，恣肆雄渾，并融書法于繪畫，所謂“畫筆能從書筆來”。蒲華的繪畫藝術上承“青藤白陽”，自辟蹊徑，先于吳昌碩沖破晚清畫壇摹古保守的藩籬，為一代新風開徑劈蹊，成為“海上畫派”的先驅之一。

吳昌碩

吳昌碩（1844—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碩、蒼石、苦鐵等，浙江安吉人。吳昌碩在詩文、金石、書法等方面均有頗高造詣，尤善寫意花卉。初學畫于任伯年，后又轉益多師，參用趙之謙畫法，上溯張孟皋、李鱓、金農，八大、石濤、青藤、白陽，博采諸家之長，以書法入畫，篆筆寫梅蘭，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構圖虛實相生、主體突出，畫面用色對比強烈。1886年冬定居上海。吳昌碩在清末海上畫壇，以開放的胸襟，深厚的涵養，將花卉題材中的文人雅趣與世俗審美較好地結合，形成渾厚樸茂，氣勢雄強，卓具金石氣的獨特畫風。成為集詩、書、畫、印四絕于一身，引領海派金石大寫意花卉新潮流的一代宗師。

任伯年、蒲華、吳昌碩的書畫成就與畫壇友誼

一

任伯年是傳神寫照的高手，善于捕捉描摹對象的神情，準確把握人物性格，達到出神入化之境。其表現手法多樣，既有工筆、寫意，又有工筆與寫意相結合。他的肖像畫被時人譽為“波臣后第一手”。在他所繪肖像畫中，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近代名畫家如吳昌碩、周閑等人的生動寫照。

1868年任伯年結束橐筆寧波的生活，選擇繪畫市場活躍的上海灘定居。經過近十年的磨礪，其畫藝日益精進，繪畫創作正處于旺盛期，名震大江南北。此時小他四歲的吳昌碩，還在為生計奔波于安吉、湖州、蘇州、上海之間，廁身幕僚，于筆墨紙硯里討生活。吳昌碩仕途渺茫，但其篆刻、書法與詩文已享譽藝林。吳昌碩約在四十歲時（1877年）從任伯年學習繪畫，任伯年對吳昌碩在詩書篆刻方面的造詣深為欽佩，教學同時也向吳昌碩請教書法，教學相長。1887年四十四歲的吳昌碩攜家眷由蘇州遷往上海定居，結束其顛沛流離的生活，從此方便了師生二人的來往。相同的藝術旨趣與追求，使他們的關系更加親密，他們既為師生，又是畫友，經常一起談天論畫，切磋技藝，相互砥礪，師友感情十分融洽。任伯年成名較早，中年以后鮮為人作肖像，除非親友至交。但他于1883年至1888年間，卻多次為吳昌碩畫肖像：《蕪青亭長像》（1883年）、《歸田圖》（1886年）、《饑看天》（1886年）等。而吳昌碩則為任伯年治過不少印章，如“伯年”（1884年）、“畫奴”（1886年）“任和尚”（1889年）等，兩人的友好關系一直保持到任伯年去世。1895年任伯年不幸病逝，吳昌碩悲憤地撰寫挽聯：“北苑千秋人，漢石隋泥同不朽；西風兩行淚，水痕墨趣失知音！”高度評價任伯年的人品與藝品，痛悼藝壇失去了一位不朽知音。

在任伯年為吳昌碩畫的眾多肖像畫中，最為著名的當屬《蕉蔭納涼圖》與《酸寒尉像》。這兩件作品的表現手法有所不同，前者以工致的白描設色，刻畫了吳昌碩生活中的生動一面；后者則以寫意簡潔之筆，表現像主酸寒愁苦的神態。

二

蒲華生活的時代，正是碑學大盛其道，帖學日漸冷落之時。蒲華書法自謂得于呂洞賓、白玉蟾，然二人書跡流傳極少。觀其書法，仍由二王正途入手，初效徐渭、石濤及八大，中年以后得江山之助，書尤醉心于懷素、張旭，更為縱橫奇肆。晚年書風受時代風氣激蕩，加入了碑學的創作元素，形成碑帖合一的新格局。

蒲華中年書法創作以行草書居多，1876年暮春，他激情澎湃地以行草書寫洞賓永州壁上題句：“宴罷高歌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云碧，萬里西風一劍寒。”所書字行牽絲環繞往復，曲折映帶，拖筆多以尖利出之，橫筆與豎筆的轉折都變為圓轉的弧線，當時有人譏諷其書法如“春蛇秋蚓”。但從作品整體的字畫結構與用筆分析，還是可見其書法深受張旭、顏真卿的影響。

1874年蒲華與吳昌碩相識于嘉興杜文瀾府上。杜文瀾（1815—1881）字筱舫，浙江嘉興人，道光間曾任兩淮鹽運使，嗜金石書畫，富收藏。蒲華與吳昌碩志同道合，具苔岑之誼，他們評書論畫，往來密切，相交達四十年之久。吳昌碩為蒲華詩集《芙蓉庵燹余草》作序：“作英蒲君為余五十年前之老友也，晨夕過從，風趣可挹。甞于夏日間，衣粗葛，橐筆三兩枝，詣缶廬。汗背如雨，喘息未定，即搦管寫竹石。墨沈淋漓，竹葉如掌，蕭蕭颯颯，如疾風振林，聽之有聲，思之成詠，其襟懷之灑落，逾恒人也如斯。”該序為我們勾勒出蒲華風趣幽默、生動率性的形象。

蒲華與吳昌碩經常一起切磋書畫，多有書畫往來，互贈書畫。如1901年吳昌碩五十八歲生日之際，七十歲的蒲華錄吳昌碩自壽句，書《草書八言聯》“聾隔風塵耳食可免，癖談金石眉壽無疆”以贈。與蒲華中年時期書法比照，晚年書法已進入爐火純青之境，環繞往復的筆畫減少，多用折筆，墨色趨濃，結體趨于平正疏簡。行筆生澀，線條粗糙，表現出濃厚的金石之氣。該聯書法的用筆看似隨意任性，其實經過作者的通盤考慮，審慎布局，字與字之間相互揖讓又彼此呼應，使內容與形式達到了高度的契合。

嘉興博物館所藏《竹報平安》是蒲華早年巨幛畫竹的代表佳構。畫家在創作這幅作品時運用八大山人筆法，淡墨勾勒蒼崖塊石，濃墨點苔，墨汁未干之際運水渲染，墨氣氤氳生動。整幅作品，猶如墨汁翻飛，得蒼茫渾厚，淋漓瀟灑之趣。

三

任頤、蒲華與吳昌碩，他們突破晚清畫壇正統派陳陳相因的復古、泥古畫風，學古而不泥古，勇于開拓創新，既依賴于古典文化又吸納平民意識，既恪守傳統筆墨又以開放的心態融合新興藝術養分，形成雅俗共賞的藝術風格。任伯年從民間藝術中吸取養分，借鑒吸收新興的外來繪畫技法，融會貫通，個性鮮明。蒲華與吳昌碩重視詩書畫印諸方面的修養，注重個體發展。他們的藝術風格不僅對海上畫派的發展和興盛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中國現代書畫的進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齊白石的天真，潘天壽的霸悍，徐悲鴻的開拓，沙孟海的厚重，余紹宋的儒雅等等，構成了現代藝術的繽紛世界，他們對筆墨的追求和與時俱進的創作理念，把中國書畫推向了新的高峰。

任伯年 玉局參禪圖

吳昌碩 墨梅圖

蒲華 海波浴日圖

任伯年 荷花鴛鴦圖

吳昌碩 蒲華 歲寒交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