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被稱為“現代醫學之巔”。我國器官移植技術始于20世紀60年代，雖起步晚但發展快。在無數醫生的努力下，我國的自體肝移植、無缺血肝移植等技術實現了國際領跑；供受者血型不相容腎臟移植技術取得突破；單中心心臟移植臨床服務能力居世界前列……特別是隨著科學高效、公平公正、陽光透明的中國器官自愿捐獻和移植工作體系日益完善，我國器官移植事業步入健康發展快車道，挽救了晚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高度肯定。

智慧與汗水鑄就“量質雙升”

“作為一名器官移植醫生，要能吃苦。一來器官保存時間短，大多數時候醫生都是‘臨危受命’，常常深夜還在工作。二來手術時間長，比如肝臟移植手術，大多都要8個小時左右。”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院長沈中陽從事肝移植臨床和科研工作已30年了，他做過的時間最長的一臺肝移植手術，整整用了27個小時。

1994年，沈中陽完成我國第一例長期存活的肝臟移植手術，創造了最長生存（11年）紀錄。“早年間，我國器官移植的死亡率高，而現在已經很低了。”沈中陽介紹，“器官移植是一項綜合技術，涉及內科、外科、麻醉、免疫、低溫生理學等多個學科，在幾代醫生共同努力下，才有了今天。”

“量質雙升”是我國器官移植技術這些年的發展特點。最新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實施器官移植手術超過1.6萬例，手術量居世界第二。同時，腎臟移植術后1年、3年腎存活率已分別達97.9%和92.65%，居國際前列。肝移植患者術后1年、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別為84%、75%、71%，國際數據分別是83%、76%、71%。

此外，截至2018年6月底，我國施行多器官聯合移植，如心肺聯合移植、肝腎聯合移植等，已達800多例，實現了捐獻數量、移植數量以及移植質量大幅度提升。

“我國器官移植資源相對集中，已出現了一批國際知名、規模和水平一流的大型中心和創新項目。”今年10月末召開的中華醫學會2018年器官移植學年會上，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分會主任委員石炳毅教授舉例介紹，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器官移植團隊、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團隊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大肝移植中心和第一大兒童肝移植中心，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開展世界首例無缺血肝移植和無缺血腎移植手術，空軍軍醫大學西京醫院開展的脾窩異位輔助性肝移植，武漢協和醫院和北京阜外醫院的心臟移植數量雙雙躍居世界前四位，技術和質量均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中國心臟移植院內存活率連續3年達92.5%以上……

拓荒一代打下扎實基礎

20世紀60年代，以夏穗生教授和他的老師、我國普外科創始人裘法祖院士為代表的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拓荒一代，為后人開辟一條通往頂峰的道路。

1965年，裘法祖和夏穗生創建了腹部外科研究室。在這里，夏穗生進行了130次狗的異體原位肝移植，20余次異體腎移植，建立起了肝移植動物模型。1976年，夏穗生將這一成果發表在《中華外科雜志》上，并在全國外科學術大會上報告，在外科學界引起了轟動。

北京、廣州、上海的醫生們同期也在各自領域進行著嘗試和探索。1979年，原衛生部與同濟醫科大學聯合成立了我國首個器官移植研究所，建立了器官移植登記處。1986年，該研究所成為原衛生部重點實驗室，不久被國家教委列為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這里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器官移植專家。

“我國器官移植工作起步雖比世界先進國家晚了約10年，但發展較快，已顯示出自己的特長。”中科院院士、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名譽主任委員裘法祖教授在1988年11月20日《健康報》上這樣總結我國當時的器官移植事業：當時，我國已開展了國際上所有的臨床和實驗性器官移植類型，由腎移植、肝移植、心肺移植，發展到胰島、胰腺、脾、腎上腺、骨髓、胸腺、睪丸等移植。“盡管我國器官移植工作是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發展的，但已建立了一個較廣泛、扎實的基礎”。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國器官移植領域喜訊不斷：腎移植廣泛開展，親母活體供脾全脾移植治療重型血友病創造國際最佳紀錄。在胚胎胰島移植治療1型糖尿病方面，我國數量最多療效最好，被國際公認。但不可回避的是，大器官移植處于低谷，與國際差距十分明顯。其中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器官來源。

“中國模式”獲國際盛贊

“器官的捐獻與分配涉及文化、傳統、倫理、法制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建立一個符合倫理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是幾代醫生的夢想，這個夢想正在實現，我們正在開始一個陽光下的新征程。”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潔夫這樣說：“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改革獲得了國務院和黨中央的大力支持，這是來自國家的政治承諾。為此，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原衛生部、紅十字會等多部門制定了30多項有關捐獻與移植法律法規。”

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走上法治化道路；2010年，原衛生部聯合中國紅十字會啟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試點工作；2011年，器官買賣罪被寫入刑法修正案，原衛生部提出了“腦死亡、心死亡、心腦雙死亡”的器官捐獻標準； 2013年，原國家衛生計生委頒布《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試行）》；2015年，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自愿器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使用唯一渠道。

“嚴格行業內部評審和準入，國家2007年將原有600多家器官移植醫院削減至164家；每年對器官移植醫院開展飛行檢查，確保器官分配溯源性、公平性；依法嚴厲打擊器官買賣犯罪；明確紅十字會參與器官捐獻的第三方職責，由紅十字組織對困難家庭開展人道主義救助；交通、航空、鐵路等多部門聯合出臺綠色通道工作機制，保障人體捐獻器官順利轉運。”黃潔夫介紹。

目前，我國已建立了符合國情、文化和社會治理結構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體系。2018年3月，聯合國與梵蒂岡教皇科學院共同發布了《梵蒂岡教皇科學院踐行倫理道德會議宣言》。《宣言》的第四章，完整地介紹了監管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的“中國模式”，并指出，中國的器官移植改革體現了世衛組織關于公正、透明和公平的指導原則，具有指導意義。中國的這些成果標志著一個“器官捐獻與移植的新時代”已經誕生。

第71屆世界衛生大會器官移植邊會2018年5月24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黃潔夫向世界表示，中國愿與各國分享“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中國將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繼續加強和深化國際交流，學習他國經驗，拓展合作廣度深度，為世衛組織《細胞、組織、器官移植指導原則》在全球的實施作出中國應有的貢獻。

會議臨近結束時，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賽到場致辭，他用中文說道：“謝謝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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