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都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點。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如何實現政協協商與基層協商的有機銜接、推動協商民主建設向縱深發展,是當前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從必要性上來看,一方面,基層協商需要更多優質資源的投入和推動。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升級,基層社會治理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基層社會的利益主體更加多元、利益選擇更加多樣,更加需要發揮基層協商獨特的作用和價值。基層協商的發展空間很大,但壓力也很大。另一方面,政協可以為基層協商提供高質量協商資源。就我國政治體制中各組織機構的屬性看,黨委是領導機構,人大是權力機關、立法機關,政府是行政機關,法院、檢察院是司法機關,而政協是協商機構。協商是政協的“看家本領”,政協有著豐富的協商經驗、暢通的協商渠道、優良的協商傳統,以及一定的組織和人才優勢。政協所追求的求同存異、體諒包容與基層協商通過平等理性的對話、溝通以取得共識的價值取向高度契合。政協委員也生活在最基層的街道、社區和企事業單位,直接面對基層群眾和具體工作,看群眾問題最清,開展協商民主也最直接。

從實踐層面來看,中共十八大以來,人民政協和統戰部門在參與基層協商中零距離傾聽民聲、反映民意、協調關系、討論問題,與人民群眾建立了緊密聯系,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效果上來看,一方面,政協的參與有利于提高基層協商的制度化水平、提升基層協商的質量。有利于推動政協和統戰成員更加貼近基層、更有效反映社情民意,更好協助基層黨委和政府優化決策、協調關系、化解矛盾、凝聚力量,從而切實推進我國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加強了基層協商與政治協商的聯動、精英民主與大眾民主的相互促進。最直接的體現是政治協商層面達成的一些共識可以通過政協的渠道傳遞到基層民眾中,而基層協商中提出和發現的一些事關更大范圍、更高層次的共性問題可以通過政協的渠道進入同級甚至上級中共黨委和政府的視野,進而對公共決策產生影響。

因此,建議在總結各地成功做法與經驗的同時,在更大地域范圍內探索設立鄉鎮(街道)政協委員聯系點,經常性參與基層協商活動。

今年,民進中央將“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參與基層協商、推動基層社會治理”作為參政議政的重點調研課題之一,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劉新成主持開展。

選擇這個課題的初衷。將關注點放在基層治理,主要是由于從治理實踐來看,世界上凡是將現代治理理念付諸行動的國家,大都選擇其最低層級政府作為多元治理的體制領域,這是因為基層直接與民眾打交道,民從對國家治理的印象中有很大比重來自其對基層治理的直接印象,基層治理的好壞善惡是整個國家治理績效的最直接表征。

我們將關注點聚焦在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參與基層治理,主要是看到基層治理特別需要多元參與,而多元參與的最大障礙是社會成員的參與意識不足,如何挖掘潛在的參與意愿就成了基層協商探索的問題。在這個探索的過程當中,各種形式的基層黨委主導、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參與的活動不期然而然地成為基層協商民主的載體之一,不期然而然地成為促進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方式之一。這是地方和基層工作的一個嘗試和創新,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6月以來,我們先后在廣西、重慶、江蘇、天津、上海、山東、北京、江西等地,或進行實地調研,或召開調研座談會,或推行開展試點。同時,我們還對民進273個市級組織進行了問卷調查。從調研地的實踐來看,一些地方已經作出了積極的探索,甚至形成了較為規范的模式,一些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已經參與基層協商的相關工作并且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但同時,我們也發現,這項實踐仍處于探索階段,面臨著諸多問題。如,從參與主體看,組織化參與程度比較低,未能很好體現和發揮民主黨派的組織優勢和整體功能;再如,參與范圍較窄且不平衡,鄉鎮(街道)、城市社區層面的協商中有一定參與,其它層面的協商中尚未找到合適的參與載體和方式等。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這項實踐尚缺少頂層設計、政策安排和制度規范,特別是在理論方面,這涉及兩種基本政治制度的銜接(多黨合作制度和基層自治制度),需要從理論上給予清晰的闡釋。

民主黨派是人民政協的重要組成單位,民主黨派基層組織與基層政協參與基層協商,在某些領域、某些范圍具有一致性。應進一步推動政協協商、基層協商的有機銜接,共同推動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