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10多年鍥而不舍的努力，武漢視防不僅建起了深入學校、家庭的龐大“視防”隊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學生視力健康檔案數據庫，開展了廣泛的科普宣傳，而且逐漸摸索出讓中小學生“不近視、遲近視、慢近視、低近視”的科學路徑。山東、黑龍江、江蘇、河北等地也設立了青少年視力低下防控機構，構建起近視防控網絡。

“我們也走過彎路，曾把近視高危人群、已近視人群作為近視控制重點，但事倍功半。因為近視一旦發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現在我們將‘防’放在首位，小學生近視率下降十分明顯。” 楊莉華說。總結經驗教訓，她認為，近視防控的“痛點”是不良的社會環境、用人觀和學業壓力，“難點”在于家長“重治輕防”的錯誤認知，“重點”在于早期的風險監控。

當然，除了專業機構，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衛生達標、可升降課桌椅的配備、校醫務室的升級改造等。目前，全國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銀。2018年初，廣州市啟動全市中小學校教室照明設備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區兩級財政共投入經費5.85億元，涉及設備更新、線路改造、電力增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萬元實施免費作業本政府采購制度，每年為11萬小學生和初中生采購“防近視作業本”。

“考核”加“問責”，壓力怎么加？

《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強調，“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嚴禁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片面以學生考試成績和學校升學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將視力健康納入素質教育，將兒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課業負擔等納入國家義務教育質量監測評估體系，對兒童青少年體質健康水平連續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學校依法依規予以問責。”

“考核”和“問責”，能實現嗎？以近視率作為“考核”“問責”的依據，會不會催生“數據造假”？社會輿論普遍關注。

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王登峰介紹，兒童青少年視力不良2018年基礎數據將由國家衛健委組織專門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對學生的體質健康狀況進行抽測復核。“每個省抽測1萬名左右學生，是按照隨機分層抽樣進行的。”

目前，山東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漢市、江蘇省揚州市等地已將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降低學生視力不良率納入對地方黨政主要領導，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班級和班主任的考核內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壓力”的學校，在落實課間“陽光一小時”、保障體育課時間、提高體育課質量等方面做得較好。

“近視防控，校內容易校外難。”一位中學校長坦言，考核和問責壓力只能從政府傳導到學校、班級、老師，但很難撼動家長的“升學焦慮”。目前很多家長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從幼兒園開始，就不斷給孩子報各種培訓班，“校內減負校外補”，讓學生學業負擔雪上加霜。為了減少時間成本，很多家長選擇讓孩子放學后上網課，進一步加重了用眼負擔。老師“零布置作業”了，但有些“家委會”卻發動家長給孩子布置作業。如何從入學、升學“指揮棒”上做好設計，加大對學生健康體質的考察權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