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鑫表示，脫逃前，王磊、張貴林住在二監區四層，他們逃走的時間為凌晨3點左右，正是鐵門上鎖、走廊內缺乏干警有效監管的時刻。

據知情人士介紹，二人脫逃當天，二監區四層的公共衛生間內晾曬了床單、被罩等物品，遮擋了負責巡查的犯人的視線。借此機會，二人才從衛生間逃出了監舍樓。

“正常情況下，他倆從四樓到別的樓層要經過鐵柵欄門，走出生活區還要驚動中心崗。”上述工作人員稱，由于二人逃離監舍樓時未引起注意，所以有人猜測他們是從公共衛生間窗戶爬出來的，或者從下水道鉆出來的。

“但是廁所窗戶外有防護網，如果從那爬出來就要先把鋼筋鋸斷，還得不讓別的犯人看見。”鐘鑫認為，兩人逃脫或許蓄謀已久。“起碼一周以上。因為鋼筋要偷偷剌，還有聲音。”

而另一工作人員表示，他聽說二人是從廁所窗戶逃出監舍樓的，“帶著棉被，翻出了生活區的鐵絲網。”

據新京報記者了解，截至目前，沒有消息顯示二人所住樓層的衛生間窗戶防護網是否被鋸斷。記者向當地監獄管理機關核實“罪犯利用棉被翻出生活區”的細節也未獲回應。

鐘鑫表示，從監舍到會見室的距離兩三百米。如果走出監舍樓，前方是籃球場、綠化帶、犯人食堂，再往前走是一片開闊地和種有低矮灌木的綠化帶，然后是一座灰色三層小樓。小樓一層、二層是會見室，窗外都有鋼筋制鐵網封閉。三層沒有鐵網，是監獄管理人員辦公室。

在遼寧省監獄局10月8日發布的通報中，王磊、張貴林撬開會見室門窗脫逃，該會見室便位于這棟小樓內。

工作服內裝著門禁卡

離開監舍樓后，王磊、張貴林再次現身是在兩三百米外那座灰色三層小樓的會見室里。那里緊鄰監獄高墻，是除了大門外，距離自由世界最近的地方。

在涉及監獄的影視劇中，會見室是經常出現的場景。它通常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被一堵玻璃墻隔成里外兩間。玻璃墻隔音，會見時墻里的犯人和墻外的親屬、律師要用電話交流。

據曾去監獄探望兒子的王磊母親回憶，第三監獄會見室和影視劇中的樣子差不多，玻璃墻上“一個窗戶安著一個電話”。據她觀察，玻璃墻是死的，里邊的犯人出不來。玻璃墻內有門通著供干警和犯人經過的通道，玻璃墻外有一條供家屬、律師等人員使用的通道。

10月10日，新京報記者站在監獄外不遠處的居民樓上，可以看到那條供家屬使用的外側通道。它被一條帶藍色鐵皮屋頂走廊封閉起來，直通監獄的高墻。

據遼寧省監獄局通報，10月4日凌晨，王磊、張貴林進入了會見室，撬開工作人員辦公桌內盜取部分現金后，利用凌源鋼鐵集團噪音作掩護，撬開會見室門窗逃脫。

據一名監獄系統的人士透露，二人盜取的現金是工作人員的錢，鎖在會見室家屬通道入口的抽屜里。“犯人到這兒把抽屜撬開，錢拿走了。具體金額不清楚，但錢大部分都在張貴林身上。”

據遼寧省監獄局通報，二人脫逃前盜取了“一件監獄事業管理人員穿的警用工作服，有臂章，無警號和肩章”。在監獄系統工作多年的王大頭（化名）說，工作服內裝有會見室通往外界的門禁卡。之后，二人利用門禁卡，從家屬通道走出了會見室，成功逃離。

經費不足導致硬件薄弱

站在凌源街頭隨便打聽，路人大多能說出幾個曾在這里服刑的風云人物，最出名的當屬“白卷英雄”、禾豐牧業的原始股東張鐵生。

據一名從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凌源分局（下稱“凌源分局”）退休多年的老職工介紹，自上世紀50年代起，溝壑縱橫、山巒重疊的凌源便開始修建監獄。到了60年代，這個總面積3000多平方千米的小城內已有7所監獄，占到遼寧省監獄總數量的近1/5。事發的第三監獄，建于1958年。

依據監獄法，監獄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監獄組織罪犯從事生產勞動，罪犯必須參加勞動。這種監獄內勞教結合的政策，從建國初期落實至今。也就是說，監獄不僅是罪犯受教育、受改造的場所，同時也是勞動、生產場所。

新京報記者獲取的一份資料顯示，在“大辦鋼鐵”的契機下，遼寧省從1958年開始在勞改單位內部集中力量建設鋼鐵聯合企業。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凌源分局下屬各監獄已做到分工明細：第二支隊（第二監獄前身）為汽車總裝配廠；第三支隊（第三監獄前身）為汽車鑄造廠；第一支隊、第四支隊、第五支隊負責生產汽車發動機、燃油泵和汽車底盤。

“那時候我們生產的汽車不愁銷路，還給軍隊生產特殊車輛，效益很好。”第三監獄的一名退休職工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三監一個廠養活了全局五個監獄，一年盈利幾百萬。“全國第一輛平頭載重卡車就是凌源監獄產的。一開始名字叫遼老大，后來改成了凌河牌。”

監獄企業掙來的錢，就是當地監獄系統的經濟來源。干警的工資、犯人的日常開銷、監獄正常運轉的經費，均從此而來。

隨著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凌源分局內部企業凌河汽車工業公司（下稱“凌河汽車”）也面臨著改變。據一名三監獄的退休老干警回憶，1992年12月，凌源分局正式將凌河汽車改制，使其與市場全面接軌。凌河汽車因此在競爭中失去了優勢，凌源監獄系統隨之陷入經濟困境。

新京報記者獲取的一份材料顯示，1995年9月中旬，凌源第三、第四監獄曾因長期拖欠郵電局電話費分別被掐線，使兩所監獄中斷了與外界的聯系；1996年6月，遼寧省監獄局發出《為凌源三監獄干警職工捐款的倡議書》，凌源分局有4000余人參與，捐款22260.02元。

監獄系統靠犯人勞動、內部企業收入維持運轉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03年。此后，監獄內的警察經費、獄政設施經費、罪犯改造及生活經費等開始由國家財政負擔，監獄企業也紛紛轉產適應市場，監獄系統的財政負擔逐步緩解。

“但各地的實際情況其實差很遠。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監舍內已經普及了獨立衛浴、電動門、指紋鎖、紅外報警器，有的監獄還給犯人戴上了定位手環。凌源始終缺錢，根本達不到這樣的條件。”一名知情人士以事發的第三監獄為例，三監一些區域的攝像頭還是模擬信號，清晰度很低，容易形成監控死角；獄內紅外報警裝置也不完善，無形中為罪犯的逃脫提供了便利。

“其實不僅凌源，整個遼寧省的監獄系統都缺錢。”王大頭說，在凌源的7個監獄里，第三監獄的基礎設施不是最差的，而是“處于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