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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德秋拍:銘心絕品 珍同球璧

2018年10月16日 17:23 | 來源: 雅昌藝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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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嘉德2018秋拍征集到沉晦已久的黃丕烈題跋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令人驚嘆不已,欣喜無似!曩昔人們以為該本早已亡佚,拓本面貌難以追蹤。如今拓本與黃跋之真面赫然出現,則有關該書的版本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宋薛尚功撰。尚功字用敏,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詳,紹興間曾任通直郎簽書定江軍節度判官聽事,地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其他事跡無考。

此書以輯錄三代秦漢鐘鼎銘文為專門,旁及玉器、石刻文字,在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博古圖》基礎之上,廣搜博采,凡得銘文五百余器,字數逾萬,收錄既富,摹寫及釋文考證亦頗精詳,成就超邁王俅《嘯堂集古錄》、王厚之《鐘鼎款識》,堪稱宋代金石學中輯錄考釋鐘鼎文字一派的代表作。

黃丕烈舊藏宋拓石刻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該書發表于紹興十四年(1144),乃江州石刻本。處于雕版印刷的興盛時代,不付諸棗梨而鐫刻于石,可窺尚功標榜此書欲以垂范后世之用意。惜乎刻石“元以后久佚,舊拓亦絕不易觀”(孫詒讓《籀庼述林》卷六《薛尚功鐘鼎款識跋》)。居今之世,人們僅知臺灣中研院史語所、上海圖書館等處藏有石刻拓本殘葉若干,而整體研究主要依據明清刻本與抄本,于是有關版本問題隨之生發,如石本之卷數究竟幾何,石本有無元代翻刻;薛氏手書本(實即稿本,姑且以朱謀垔刻本序文所稱名之)是否曾經流傳,石本與手書本及朱謀垔、劉氏玉海堂刻本等孰優孰劣;凡此種種,仁者智者,意見相左。不意今年北京嘉德公司秋拍,竟然征集到沉晦已久的黃丕烈題跋宋刻宋拓本,令人驚嘆不已,欣喜無似!曩昔人們以為該本早已亡佚,拓本面貌難以追蹤;雖然繆荃孫稱曾據該本校核清康熙陸友桐臨寫汲古閣抄本(見民國古書流通處影印本),但黃丕烈的這篇題跋卻不見繆氏所輯《蕘圃藏書題識》著錄(僅有嘉慶十八年黃氏題康熙九年黃公禾手抄本跋文數則,今藏臺灣“國家圖書館”),不免令人生疑。如今拓本與黃跋之真面赫然出現,則有關該書的版本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該拓本存六冊,每冊二卷,各卷之卷第業經用墨涂抹,黃丕烈據后來木刻本、傳抄本考其存缺,并在第六冊卷二十之后朱筆題曰:

“宋石刻江州公庫本《鐘鼎彝器款識帖》,存七、八至十五、六卷,又十九、二十卷,共殘帙六冊。相傳為常熟歸氏物也,五柳居偶得之而售于余。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余故珍重獲之。此誠希世之寶,豈可以殘帙忽視乎?壬申除夕前六日,復翁。”(下鈐“黃丕烈印”白文方印。)

黃丕烈尾跋

按常熟歸氏即歸朝煦(1737-1810),字升旭,號梅圃,以監生捐納,官至山東運河道,事跡具光緒《京兆歸氏世譜》。其舊藏此宋拓本,孫星衍也曾見過(見劉氏玉海堂本所刻孫跋)。五柳居即蘇州名賈陶珠琳所開書鋪。珠琳字蘊輝,號五柳,陶正祥之子,黃丕烈之書友,常相與商榷版本。

該宋拓本雖存十二卷而缺卷一至六、十七至十八凡八卷,但于卷二十末,有鐫刻畢工之后,主持與監督刻石之官員孫玲、朱衎、薛尚功、潘良能、孫畯、林師說等將石片送交江州公使庫之題記,連人名共十行。該題記不見于明清刻本、抄本,十分重要。其文曰:“江州公使庫:今鐫造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計石二十四片。右具如前。紹興十四年六月  日。”以下接刻孫玲等六人官銜姓名,薛尚功銜題“通直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提舉”。

卷二十末題記

之前,由于宋元各家著錄皆未詳錄該石本題記,又因明代以來學者幾乎都未見拓本全貌,不知原委,故對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元代吾衍《學古編》著錄此書卷數不一之現象(晁氏《讀書志》作二十卷,陳氏《書錄解題》、吾氏《學古編》作十卷)。現在看來,題記明言二十卷;各卷卷端皆題“錢唐薛尚功編次并釋音”。

卷端

過去由中研院史語所、上海圖書館之殘本而知該石本“敬”字缺筆避宋諱,現據黃跋本更知“弘”、“殷”等字亦避諱,足為宋刻之證據,故江州石本確為二十卷無疑。

卷八“敬”字避諱

卷十六“殷”字避諱

值得關注的是,黃丕烈跋稱“明時兩刻、近時重刊皆未溯源石刻”,即石本與明清刻本分屬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這是他校勘明萬歷萬岳山人刻本(俗稱“朱印本”)、崇禎朱謀垔刻本及清代阮元刻本之后得出的結論,除文字異同者外,明清刻本未刊刻石本之題記乃區分不同版本系統的重要標志。然而,即便朱謀垔所據之底本果真是薛氏手書本,從版本學角度而言,它只是該書形成過程中的一部重要的、具有校勘價值的稿本,但并不是該書的最終定本,不能簡單認為薛氏手書本優于石本;更不能在手書本失傳的情況下,像有的學者那樣盲目認為朱謀垔本及清光緒劉氏玉海堂本(據嘉慶間孫氏平津館摹寫薛氏手書本影刻)最為接近薛氏手書本而勝過石本。這是因為,由于這部黃跋宋刻宋拓本的出現,使我們了解到比宋曾宏父《石刻鋪敘》僅言“郡守林師說為鐫置公庫”更多、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當年鐫刻之時薛尚功本人在場,是當事人!他既然持學自重而付諸刻石,難道會容忍因鐫刻產生訛謬而使原本面貌失真嗎?相反,他面臨付石之時對原稿作最后的校改卻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事情。因此可以作出判斷,只有石本才是該書最終的定本,最為可靠。

反觀薛氏手書本系統,歷經輾轉傳抄翻刻,訛誤叢生,原本面目混淆不清。朱、劉兩本已如此,其他本子面貌若何則不言而喻也。

由此可見,欲還薛書舊觀,端賴宋刻石本。而在此之前,中研院史語所藏本僅殘存第十三、十四兩卷共十九葉;上海圖書館藏本(曾經葉志詵、吳大征、吳湖帆等遞藏)殘存二十八葉,計第十四卷十五葉、第十七卷一葉、第十八卷九葉、第二十卷三葉,雖吉光片羽猶可珍視,畢竟不敷全書校勘之用。如今黃跋本之出現,存卷過全書之半,尤其卷二十之題記完好無損,加之他處殘葉,除前六卷之外,薛書面貌約略可見矣。

此本在黃丕烈之后入汪士鐘藝蕓書舍,再后為《南村帖考》作者程文榮所得,曾經朱善旗、葉志詵借觀。其各卷之卷第用墨涂抹,當系明人所為,與上圖所藏宋刻《金石錄》十卷殘本經剜改而冒充足本之意相類似。此本雖經涂抹,恰可證明該石刻拓本在明代已極為難得,對識者如黃丕烈而言,不害其為稀世之寶也。

卷七首

卷十三首

還要指出,薛尚功此書所收錄的器物出土于宋代或以前,經千百年之斗轉星移,大都泯滅不存;而其所據之書也多亡佚(詳見徐中舒《宋拓石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殘本再跋》,民國廿一年中研院史語所影印本),即使如《考古圖》《博古圖》等尚存于世,也因宋本失傳,明清翻刻之本難存原貌。因此,這部黃跋宋刻宋拓本的文物與文獻價值之高,怎么評價也不為過。想當年徐中舒、容庚、吳湖帆諸前輩經眼或收藏石本殘葉已嘆為珍貴無比,倘若今天他們在九原之下獲知黃跋十二卷本尚安然存世,其激動之情又當如何耶!

戊戌中秋前五日

陳先行于上海圖書館

(宋)薛尚功編  黃丕烈舊藏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

宋拓石刻本

1箱6冊 紙本

29. 7×14.5 cm


編輯:楊嵐

關鍵詞:刻本 拓本 嘉德秋拍 銘心絕品 珍同球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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