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山西、重慶、香港等地多個與壁畫相關的展覽拉開帷幕。展覽通過實物、摹本、AR技術、仿制洞窟等方式將不便移動的壁畫呈現在公眾面前。其中，大量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對傳統壁畫臨摹帶來了新挑戰。例如，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壁畫論壇作品展中，新疆龜茲研究院展出克孜爾新1窟的大型數字復制品《飛天》，其色彩表現力較之傳統手工臨摹作品毫不遜色，在線條造型等方面更為精準。人們不禁發問：當數字復制技術愈發成熟，古代壁畫還需要臨摹嗎?

過去，古代壁畫臨摹常常出于研究保護之目的，為歷史而摹。如山西永樂宮在進行整體搬遷保護工程前，組織中央美術學院(微博)師生進行了全部壁畫臨摹工作，以為后續搬遷工作服務。這樣的臨摹，不僅對壁畫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對壁畫形式語言結構的深入分析，也培養出了一批年輕的壁畫研究人才。另外，臨摹流失海外的古代壁畫也為還原文化遺產面貌提供了有益借鑒。還有一批畫家、學者是為藝術而摹。出于對古代壁畫藝術的崇敬向往，他們在臨摹中更強調梳理壁畫創作媒介、圖像及方法。如敦煌研究院，在臨摹壁畫藝術寶庫作品時，探索出了一套從起稿、線稿、上色、畫面整體調整到完稿的臨摹技法體系。又如段文杰先生臨摹的《都督夫人禮佛圖》，通過長達兩年時間對唐人的研究，最終使本已殘破的原壁畫重綻光輝。類似這樣的“整理臨摹”“復原臨摹”等研究性臨摹實踐，在“客觀臨摹”的基礎上，進一步凸顯了當代研究者對壁畫的理解感悟。其研究成果對傳統壁畫價值的承揚具有積極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

然而，這些實踐成果的應用卻面臨著傳播困境。傳統臨摹作品雖具備較高的學術性，但因數量少、臨摹耗時長等因素，大多用于研究、保護、教學工作，很少以展覽、研究成果的形式走出洞窟，走向大眾。此時，數字技術的合理介入是滿足公眾訴求的必由之路，也是讓靜默千年的文化遺產“活”起來的必然要求。數字復制、VR技術、3D動畫復原演示、線上展覽、配套互動游戲等高科技，為盤活傳統壁畫這個超級IP提供了無限可能，也為壁畫保護提供了新思路。法國拉斯科洞穴在對外開放15年后，因不堪游客重負，選擇永久關閉以保護壁畫，同時另外向參觀者開放仿制洞穴，并通過巡展的方式傳播人類藝術文明。這對當下游客日益增多的國內壁畫文物保護單位來說，同樣具有借鑒意義。游客的涌入，使不少學者擔憂這樣的參觀狀況是否會對壁畫產生不可逆傷害。與其擔憂，不如盡早用技術為藝術解圍。數字復制不僅可以分眾引流，擴大傳播范圍，降低欣賞門檻，也可以更清晰地再現藝術真實面貌。

“復制”與“臨摹”雖在形式上都是儲存歷史副本，但不能等同于一個概念，前者機械高效，后者凝聚匠心。臨摹較之復制，更能反映出當代藝術創作者對古代壁畫的思考，在線條色彩中感神魄、促創作。然而復制技術之于當下的文物研究更具催化劑作用，其客觀性使如服飾、建筑、歷史等學科研究者能夠得到更準確的資料。在許多高校壁畫專業課中，對著高清數字圖像資料進行研究性臨摹已成為一種藝術創作訓練手段。可見，手工臨摹與機器復制并非對立關系。復制的藍本源于古人繪就的壁畫，而復制品又為今人臨摹古代藝術提供了便捷途徑。因此，從不同目的出發，復制與臨摹二者各具價值。

壁畫，歸根結底是人的藝術。無論使用哪種手段，最終是為了向古人的藝術世界靠攏，也是為了使當代藝術創作能夠充分繼承傳統精神。如今的傳統壁畫臨摹工作，依然面臨臨摹標準不統一、教學體系不成熟等現實問題。而在數字化技術運用中，也存在著泛娛樂化、簡單形式化等傾向。因此，數字時代的壁畫保護研究，不是單行道，而應多軌并行，兼取優長，不斷完善自身價值評判體系。在確保文物“內容為王”的整體原則下，重視技術與藝術的交叉融合，不斷提升壁畫的臨摹與數字化水平，讓千年壁畫重現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