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新華社全文發布了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9日，國家文物局召開新聞發布會，由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和副局長顧玉才對該政策文件進行解讀。

國家釋放文物保護利用改革新信號

劉玉珠介紹，《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專門針對文物保護利用改革并以中辦、國辦名義印發的中央政策文件，也是繼黨中央、國務院在今年7月《關于實施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見》之后，“送給全國文物行業的又一份政策大禮包”。

《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共提出了16項主要任務，劉玉珠將之概括為突出“四個重點”。

一是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創新文物價值的挖掘闡釋和認知傳播方式，要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革命精神譜系和文物價值傳播體系方面取得新進展；二是健全文物保護機制，堅守文物安全底線，要在文物資源資產管理、土地儲備考古前置、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建設、國家文物督察制度等方面實現突破；三是堅持文物保護利用并重，大力推進文物合理利用，推動文物工作融入現代社會、融入生產生活，要在激發博物館活力、鼓勵社會參與、促進文物市場活躍有序發展、引導民間收藏文物保護利用等方面大膽探索、開辟新路；四是深化“一帶一路”文物交流合作，要在援外文物保護工程、聯合考古項目和文物外展上打造中國品牌、形成中國方案，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四個突破’應該說都是我們多年來文博人一直想做的事情，這次實現了文博人共同的心愿。”劉玉珠如是說。

他表示，頂層設計做好了，關鍵是落實好“最后一公里”問題，這需要全國文物系統上上下下一起努力，而且是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把這個文件所有的精神落地、落細。

記者注意到，這個文件中出現了三處新提法。“建立文物資源資產管理機制”“探索社會力量參與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使用和運營管理”“鼓勵文物博物館單位開發文化創意產品，其所得收入按規定納入本單位預算統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務、藏品征集、對符合規定的人員予以績效獎勵”。

這些提法都未見諸之前政策文件中，它們的出現釋放出什么樣的改革信號？新聞發布會后，顧玉才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文件提出要“建立文物資源資產管理機制”，首次將“資源”與“資產”并提，“這是要將文物進行資產化管理嗎？”顧玉才介紹，文物既具有資源屬性又有資產屬性，古遺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動文物的資源屬性強一些，館藏文物等可移動文物的資產屬性強一些。但他強調，即便是后者，也不適用常規的資產化管理方式。他舉例說，資產化管理有個原則——增值保值，但文物就無法如此。比如，國際市場上紅山玉器的拍賣價飆升，那館藏的紅山玉器就“坐地增值”了；若是拍賣價降下來，同樣的玉器就貶值了。因而，即便是資產，文物也是實物資產，不能拿去計價。他還強調，文物資產用于經營的，是服務、文創等洐生品，而絕非文物本體。顯然，文物管理就不能簡單地照搬資產化的方式。

文件中提出要“探索社會力量參與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使用和運營管理”，首次將“運營管理”與“國有不可移動文物”相連，“這意味著國有不可移動文物可以交給私人經營了嗎？”顧玉才解釋說，目前社會力量參與運營的，基本是低級別文物，包括縣級文保單位或沒有保護級別的登記文物等。我國文物保護的現狀是，所有的事情都由政府包下來是不實際的，所以造成級別越高的文物保護程度越好，而低級別文物保護力度遠遠不夠。目前社會力量參與運營管理在多地試點，從實踐的情況看，確是一種不錯的方式。他舉例說，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浙江松陽合作開展“拯救老屋”行動，當地民眾和基金會出資修繕低級別文物建筑，用于民宿等經營，既保護了古建又富裕了生活，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他特別強調，雖然是交給社會力量去做，但并非可以“任性”，而是要劃定范圍，超出規定的經營行為都是禁止的。此后會出臺相應的具體規則。

文件提出“鼓勵文物博物館單位開發文化創意產品，其所得收入按規定納入本單位預算統一管理，可用于公共服務、藏品征集、對符合規定的人員予以績效獎勵”，首次明確提出文創收入可以用作個人績效，“就是說，博物館文創收入可以名正言順發給個人了？”顧玉才表示，長期以來，博物館屬于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其性質決定了它不能進行經營，也不能承接政府購買服務，財政的錢只夠博物館的基本保障標準。在基層調研時發現，一些省級博物館的人均年收入不到4萬元，有的地方博物館甚至低于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國家鼓勵博物館開發文創產品，但收入卻不能用于提高個人收入，勢必影響積極性。他還介紹，國家文物局正在積極與人社部洽商，共同出臺《文博事業單位人事管理辦法》，解決上述瓶頸問題。（記者李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