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副院長 周天勇

在政策層面,需要通過加快城鄉(xiāng)和地區(qū)間人口、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的流動,來提高居民的收入;用農村各類土地產權和市場體制的改革,使農村土地有資產和財富效應,使他們獲得財產性和其他外溢的收入;通過工程和技術調水,將胡煥庸線西移,擴大發(fā)展的空間,配合以更大力度的產權改革,使遷移的農業(yè)人口和農民工人口,包括需要轉產轉移的城鎮(zhèn)職工等獲得穩(wěn)定的就業(yè)和理想的收入。

中國國民經濟從2007年GDP增長率最高的14.2%降低到2016年以來的6.7%左右,對這長達10年的下行,我們不僅應該用經濟學分析的方法,給出一個基本靠譜的解釋,還要積極探索,大膽提出一套對應之策,為國民經濟走出增速下行局面,實現(xiàn)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發(fā)展階段,盡一分力量。

人口增速與經濟增速密切相關

首先,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基礎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國這次從2008年開始的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口增長速度放緩、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人口結構老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生產能力可能通過技術進步、資本替代勞動而解決,實際上人口收縮影響經濟增長的是有支付能力消費需求的萎縮,導致了嚴重的生產能力的過剩。而且人口增長長期下行和收縮,發(fā)生的是不斷相對收縮的消費需求,要求業(yè)已形成的生產能力不斷進行出清,使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進行平衡,也就是不斷的過剩可能常態(tài)化。比如當人口增長上行時,從年增量看,2007年比2006年增加了757萬勞動年齡人口,當年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7572元,國民經濟總消費為100048億元,每一勞動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13282元。若假定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失業(yè)率為5%,則2007年新增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1005億元,新增消費為總消費規(guī)模的近1%;而2015年勞動力人口減少487萬,當年居民人均消費水平為19397元,國民經濟總消費為266635億元,每一勞動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34426元。減去的勞動力人口假定有5%的失業(yè)率,當年損失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為1594億元,占當年總消費額的0.6%。可以看出,居民消費需求增量在上行與下行時,相差了將近1.6個百分點。而且中國在1985—2007年,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增長率為1.58%,2008—2015年下降到0.61%,根據(jù)年齡移算,2016—202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0.4%。也就是說,經濟主力人口增長上行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處于擴張階段;而當經濟主力人口負增長時,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將處于收縮階段。

其次,一個國家從農村社會和農業(yè)經濟向城市社會和非農業(yè)經濟轉型時,人口較為自由的流動和遷移,是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動力;而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滯后,城市中對新進入人口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歧視,農村土地產權復雜和市場被管制,農民得不到財產性收益和城市中房價太高,實際上人口城市化形成了“青出老回、在城漂泊”的不能市民化的現(xiàn)象,戶籍城市化水平2016年只有41.2%,與同樣發(fā)展水平的真正市民化了的國家和地區(qū)相比,滯后和扭曲了33.8個百分點。人口流動管制造成的城鄉(xiāng)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差距,形成了巨額的消費塌陷,2016年這三個群體的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25382元、17702元和10138元,按照人口遷移受阻應該為城市市民而還在農村的人口損失的消費需求為 26665億元,由于戶籍管制不能轉為市民的非戶籍城鎮(zhèn)常住居民損失的消費需求為17150億元,兩項共計消費需求損失43815億元,占當年全年居民消費總額的18.52%。而且,市民化城市化受阻時間越長,積累的錯過城市化人口越多,消費需求能力塌陷的規(guī)模就越大。

房地產過度發(fā)展造成行業(yè)收益扭曲

我們認為,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向上流動機制,資本和技術的分配能力越來越強,但資本技術所有者收入增加的投資邊際率是高的,而邊際消費率較低;低收入者收入增加的投資邊際率相對較低,邊際消費率較高,但是收入增長的幅度相對較慢,收入水平不高,導致下一個過程中,生產能力創(chuàng)造的比較多,但消費品購買消費不掉。因此,收入分配向上流動集中傳導,極易出現(xiàn)生產的相對過剩和經濟衰退。中國特殊的土地和住宅等體制,由于對農村土地產權和市場的管制,城市用地從農村低價轉移,而城市土地的市場又是行政寡頭壟斷、饑餓供地、央行放出貨幣、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等方面互動,造成了城鄉(xiāng)居民之間、城市居民之間財富和財產性收入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消費能力的不足,傳導了生產過剩,不僅傳導了消費品生產的過剩,也造成了居住性住宅供給的嚴重過剩。而且,房地產投資的高利潤與實體經濟的低微利潤,形成了強烈的比較收益調節(jié)效應,使更多的資源從制造業(yè)等領域退出,進入房地產領域。因此,房地產造成的財富不均、收入差距和產業(yè)間比較收益扭曲,也是促使中國經濟增速這次周期性下行非常重要的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長期偏低

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yè)、居民分配方面,國民經濟和企業(yè)稅費負擔重,企業(yè)各種經營成本太高,使企業(yè)在人口等因素導致的市場需求萎縮情況下,無法轉移其高成本,只得收縮其生產規(guī)模;而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過低,則說明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于企業(yè)提供的供給嚴重不足,導致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下行。因為從供給方面講,一個國家的產出依靠的是創(chuàng)業(yè)、投資和經營,一定的發(fā)展水平上,應當有適當?shù)暮暧^稅費負擔,以及微觀企業(yè)合適的稅負率,并且企業(yè)因金融、能源、交通運輸和土地市場的競爭而成本合理,才有人去創(chuàng)業(yè),才有投資者去投資建設,才有企業(yè)能夠得到合理的利潤和政策經營,才可能提供更多的就業(yè)崗位;否則,如果稅費負擔過重,企業(yè)融資、能源、交通、土地等成本太高,創(chuàng)業(yè)的人會望而卻步,有錢的人就會去投資利潤更高的房地產等,經營的企業(yè)就會虧損倒閉,就業(yè)的機會也就會減少。從需求方面看,國民收入中,如果居民分配的比率較高,消費需求旺盛,國民經濟就不容易發(fā)生嚴重的生產過剩,而當居民分配率較低時,由于政府和企業(yè)分配的較多,生產能力擴張快,而居民消費需求能力不足,除非將生產過剩由退稅的出口來平衡,結果必定是生產過剩,增長速度放慢。當全球經濟對中國的外部需求不足,或者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國內經濟體系就會發(fā)生嚴重的生產過剩。

由于人口收縮、人口流動遷移被限制,使消費需求收縮和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加大,而城鄉(xiāng)土地住宅體制導致財富及財產性收入極端拉大,相向作用,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從1983年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2016年為44.12%。以此為基礎,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也從1982年最高時的54.46%,2010年下降為35.21%,2016年進一步下降為31.70%,比1982年降低了22.76個百分點。

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起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比例的連續(xù)觀察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曲線和居民消費占GDP比例曲線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費在GDP中比例收縮的基礎原因。

中國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例從走勢上看是逐年下降的。因此,以收入為基礎的消費占GDP的比例也比世界一些國家一般水平低15%,甚至更多,也是一個還在下降的趨勢。我們搜集了美國、日本、韓國、歐盟等發(fā)達國家和完成工業(yè)化的地區(qū)的有關數(shù)據(jù),也觀察了轉型國家俄羅斯的有關數(shù)據(jù),還整理了與中國目前發(fā)展水平差不多的墨西哥、馬來西亞和土耳其的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均表明,其居民消費總額占GDP比例,要比中國高10到40個百分點。

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輔之以需求側民生型財政政策

人口收縮、人口流動遷移的被限制,居民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占GDP分配比率較低,實際上發(fā)生了廣大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跟不上技術進步、資本集中日益使生產能力擴張的速度,人口收縮老化、市民化的城市化滯后、房地產財富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GDP分配比例較低,綜合形成的有支付能力的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是這次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主要方面原因。

今天我們一方面資本越來集中和集聚,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生產力能力越來越強大。另一方面也面臨一些新問題:2010年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顯示,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別是2.19億、1.88億和1.47億,30年間萎縮了33%,2015到2025年間,21到25歲的年輕人口將收縮36%。這樣嚴峻的人口形勢,還不會減少人口紅利,從勞動力供給與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影響經濟增長嗎?人口市民化的滯后,形成了大量錯過城市化人口,加上土地和住宅體制形成的城鄉(xiāng)財富收入向城市居民和向上流動集中,城鎮(zhèn)戶籍人口、城鎮(zhèn)非戶籍常住人口和農民居民之間,如果農民人均收入為1,則2016年形成收入為3.06∶1.86∶1的差距,而財產性收入的城鄉(xiāng)比更是達到了12∶1。從2012年到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已經收縮了近2000萬,其消費支出的損失規(guī)模,是可以計算出來的。生產為什么過剩,就是因為消費人口的收縮、農村居民和城鎮(zhèn)非戶籍農民工收入水平較低,而收入水平較高的人口消費率較低這些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而導致。在這樣的格局下,主要擴大投資,并不解決居民的收入過低和消費需求不足問題,而指望出口來平衡,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環(huán)境下,并不是緩解國內生產全面過剩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治本之策。

當然,對于這樣的消費需求不足型的國民經濟放緩,采取過去簡單財政赤字、發(fā)行國債、增加投資、擴大基建等措施就能扭轉。繼續(xù)并且還是主要用借債、赤字和高杠桿,加大基建投資,或者依靠房地產,刺激經濟增長,而不去提高和增強大眾收入水平和消費需求能力,這樣的政策主張,將嚴重誤導中國經濟的未來政策、改革和調整,會給國民經濟長期的運行和增長,形成災難性后果。

中國還是需要從供給側入手,實行供給側的經濟政策,也配之以需求側的財政政策向民生轉型一部分,并進行供給側的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挖掘和發(fā)揮中國經濟潛在的優(yōu)勢,才能從根本上扭轉生產不斷過剩、經濟增長速度持續(xù)放緩的勢態(tài)。在政策層面,需要通過加快城鄉(xiāng)和地區(qū)間人口、勞動力、資金和技術的流動,來提高居民的收入;用農村各類土地產權和市場體制的改革,使農村土地有資產和財富效應,使他們獲得財產性和其他外溢的收入;通過工程和技術調水,將胡煥庸線西移,擴大發(fā)展的空間,配合以更大力度的產權改革,使遷移的農業(yè)人口和農民工人口,包括需要轉產轉移的城鎮(zhèn)職工等獲得穩(wěn)定的就業(yè)和理想的收入。用這樣大力度的舉措對沖未來經濟主力人口繼續(xù)收縮形成的增長放緩壓力,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平衡生產過剩,推動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