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之要，首在于帶著問題讀。

問題可大可小，我個人以為應擇其大。有些大問題，可能我們一輩子也解決不了，但惟其解決不了，所以就一定要“活到老、學到老”，生命不息，學習不止。

“人類往何處去”“中華民族往何處去”，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個最大問題，商務印書館初創時期，發行過一種讀書票，右邊二字為“讀書”，左邊二字為“救國”，這很形象地說明：近代以來，進步的中國人讀書的目的，便是愛我們的國家、救我們的國家，便是要解決“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大問題。

（一）

讀書，需要有重點。我以為馬克思的書，就是重點中的重點，這里的原因，就是因為“馬克思是近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而當下中國讀書人的一個比較普遍的弱點，恰恰在于對馬克思的原著，讀得比較少，而關于馬克思的知識，往往是從現成的教材里，乃至于道聽途說中得來的，而這就構成了當代知識中一個很嚴重的薄弱環節。

也許有人會說：我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難道也需要讀馬克思的書、補馬克思的課？回答是：必須的！傳統文化并不能空談，因為我國自古就是“農國”，而中國的土地制度，便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經濟基礎，一旦完全離開了這個基礎去空講，那么，傳統文化的研究就既難以找到方向，也將喪失根本的問題意識。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曾經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發展方式（亞細亞生產方式）與西方發展方式的不同。馬克思指出，由于中國文明誕生于干旱少雨的華北地區，所以，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為土地耕作的前提，于是，在中國，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使得大的共同體（統一體）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問題得以解決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那些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共同條件，如在亞細亞各民族中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還有交通工具等，就表現為更高的統一體”，因此，正是這種自然條件，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共同體”，而這種共同體“并不是共同占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首先是在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中，對土地的占有，并不是通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勞動為前提，而主要是通過戰爭的形式進行。財產不是“像東方的灌溉渠道那樣”，“靠公共勞動來利用”，而是作為戰利品而存在，羅馬公民就是戰士，“土地私有者只有作為羅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為羅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而歐洲中世紀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則是“在外地商人和手工業者定居的城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圖的地方去”。然后，“它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

馬克思從世界的視野、中西比較的視野，為中國傳統文明的研究，打開了一片全新天地，他把文明的發展，落實到所有制形式的變遷上，并進一步落實到土地制度上，他指出：“原始共產主義”這種所有制形式，就最典型地體現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實際上，正是他的這一論斷，為“雨我公田”的“井田制”做出了堅實的理論說明，而被古代儒家當做“黃金時代”來謳歌的理想制度，其實就建立在“井田”這種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之上。

近代以來，舉凡徐士圭的《中國田制史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青銅時代》，乃至王國維、陳寅恪、錢穆對于中國文明的研究，其所見之所以深刻，便在于都以土地問題作為紅線穿插其中。而我們把這些研究串聯起來讀，就會發現：幾千年來，中國的文明，主要是靠農民來支撐的，其基礎也就是土地制度，而歷代的改革，無非也是圍繞著土地制度做文章，概括起來，不外井田、限田、均田，最終便是為了維護一家一戶的小農土地私有制。

魯迅說，“偉大也要有人懂”，只有了解了中國的土地問題，才會懂得：偉大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改變了“數千年如一日”的中國，首先就在于，以土地革命消滅了官僚地主階級，新中國成立后，則建立了現代農業制度，這種現代農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農村又將成為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市場，因此，他說：工農聯盟，是新中國制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