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偉民

在去年世界建筑節上,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公園的外圍景觀獲得唯一世界景觀獎。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古城池遺址之一。6000年前,城頭山人種植水稻的技術已經十分成熟,這里有全世界發現最早而且保存最完整的水稻田。設計者對考古遺址最小干預,用各種濕地植物及林帶,對環繞古城遺址的護城河外側水岸進行生態修復。核心區以外的公園主體部分,被重新設計為農田,成為一個戶外的稻田博物館。一座架高4米的玻璃廊橋,供游客登高遠眺,使得公園北部的考古遺址盡收眼底。用玻璃作為橋面材料,可以使陽光穿透,保證其下方的農作物有充足的日照,沿橋散步也成為一種奇妙的探險。

科技、藝術和環保創意賦予古老遺址以新的生命,真正讓大地上的遺產蘇醒過來。

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進入良性循環

新中國成立以來,湖南省的田野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成果顯著。1972年發掘的馬王堆漢墓蜚聲中外,成為世紀考古大發現。改革開放以來的考古工作,建立了湖南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相關階段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湖南是稻作農業起源和新石器時代社會復雜化進程研究方面的重要基地: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了中國目前最早的完整形態的水稻,不晚于距今12000年;以澧縣彭頭山遺址為代表的彭頭山文化是長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澧縣城頭山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城址,被寫入中學歷史教科書,也成為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第一景。

商周時期,湘中地區溈水流域炭河里、高砂脊遺址及周邊出土的青銅器使得溈水中下游成為中國南方三大青銅文明中心之一。考古資料見證了楚國疆域在湖南的開拓和楚文化的南漸,秦朝洞庭郡和蒼梧郡的設立及大秦帝國管理下的地方政治,西漢長沙國及其所轄郡縣在湖南的有效管理。這個時期湖南楚漢城址之密集,已幾乎和近現代縣城的分布重合。里耶秦簡、益陽兔子山簡牘、西漢長沙王陵及諸侯墓、楚漢城址和墓葬等重大考古發現不僅填補了湖南上古歷史的空白,更為重建湖南華夏化的進程提供了重要素材。漢晉以來,湖南重要的考古發現有寧遠舜帝廟、長沙走馬樓、安鄉劉弘墓、郴州晉簡、湘陰窯、長沙銅官窯、沅陵元墓、永順老司城等,這些考古發現為湖南地區歷史、文化、民族的研究提供了比文獻史料更為豐富和直觀的資料,成為尋找湖湘文化源頭、梳理湖湘文化脈絡、構建湖湘文化物質基礎的重要基石。

考古重建了古代湖南的物質文化和湖南歷史,改變了古人關于南方地區落后、荒蠻的觀點,讓我們見到了一個遠古湖南真實的過去,讓世人了解到湖湘文化并非始于屈賈,而是植根于湖湘古老的文化基因。因為考古,我們才能了解到湖南唐宋之際的鼎革、元明二朝的嬗變、清際以來的勃發……而這一切,如何保護與利用,如何讓這些留存至今的文物和文化遺產惠及當代造福百姓?

在國家的“十二五”“十三五”大遺址保護項目中,湖南的大遺址數量位于南方諸省前列,澧縣城頭山、彭頭山、八十垱、寧鄉炭河里、龍山里耶、長沙漢王陵、長沙銅官窯、永順老司城等均成為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大遺址保護與利用的有效途徑是建設考古遺址公園。目前,湖南的大遺址項目都制定了文物保護規劃,并且都已經獲得國家文物局批準并經省人民政府頒布,本體保護方案及保護措施也基本完成,遺址的利用和展示穩步推進。在這些大遺址中,澧縣城頭山、龍山里耶古城、永順老司城、寧鄉炭河里、長沙銅官窯、漢王陵等成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其中城頭山已于2017年掛牌,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進入良性循環。

遺址的闡釋方式是多樣的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在央視的《國家寶藏》節目中,長沙銅官窯出土的青釉褐彩詩文執壺一出場就贏得了眾多的粉絲,生動的唐代民間詩歌在銅官窯瓷器上得到了生動活潑的體現。很難想象,濤生云滅的湘江邊曾經各色瓷器堆積如山,江口停泊的貨船千帆林立。1998年,“黑石號”沉船被打撈, 6萬多件瓷器有5萬余件產自銅官窯。而銅官窯自被考古工作者發現以來,出土文物已過萬件,有方位、地址、名稱的古窯有70多座,星羅棋布。可以說,長沙銅官窯遺址是晚唐至五代時期中國南方最為重要的彩瓷和外銷瓷基地,反映了湖南當時最高的手工業生產水平,也是商業貿易的重要歷史見證。

這樣的遺址在遺址公園中如何展示?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我們選取了反映長沙窯瓷業技術的譚家坡一號龍窯保護展示,不僅展示一條完整的龍窯,也展示了與之配套的作坊遺跡。展示方式也是多樣的:既有原來的真實遺跡,又有瓷窯復原和模型;既有考古標本,又有仿制彩瓷;既有標牌說明,又有語音導覽;既有遺跡現場,又有虛擬復原;既有考古成果,又有考古過程;既有保護大棚,又有保護監測;既有遺存展示,又有陶藝體驗。在這樣的公共空間,集考古發掘、研究和文物保護、展示利用于一身,多功能疊加與融合,在國內外的考古遺產展示利用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

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其基礎是文物考古工作,是對遺址的文化性質和文化內涵的深度把握。湖南大遺址和考古遺址公園項目均是在考古工作開展得較為成熟并獲得重要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

這批遺址均開展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勘探和較為充分的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的資料均得到整理并發表了考古報告。考古報告的發表,即是將考古資料向社會公布,為全民所共享,這既擴大了考古工作的透明度,也擴大了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通過考古研究,使遺址的文化內涵獲得全面科學認識,為理解和闡釋遺址的價值提供支持。遺址價值的認知又是保護利用的前提,只有對遺址價值有科學客觀的認識,才能制定科學合理的保護利用措施。

遺址核心的價值是客觀的,具有獨特性和唯一性,但其闡釋方式是多樣的。展示的另一種形式的文物陳列館,目前多以遺址博物館的形式出現,通過遺址博物館,使遺址出土的文物得到展示,同時,也可以將與之相關的文物和歷史遺存作為輔助展示的內容,以豐富遺址的價值和內涵。還可以展示考古工作者發掘、整理、研究的過程。博物館內的空間還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方式來活化文物的價值。目前在湖南的大遺址項目中,銅官窯、炭河里、老司城、城頭山、里耶秦簡均建成了遺址專題博物館,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遺址公園需承擔更多功能

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是要在保護文物的基礎上讓文物活起來,讓文物活起來就是為了讓文化遺產更好地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一方面是讓文物得到合理利用,充分發揮文物的社會效益,如促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方面能發揮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化遺產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還要發揮咨政育人、傳承文明、普及知識、豐富生活的作用。因此,公共教育的功能不可忽視,考古遺址公園讓文物活起來也要將公共教育作為重要的工作內容。

誠然,在當前大遺址保護利用過程中,也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考古工作無法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并不是所有的大遺址的文化內涵都得到全面研究,因而就影響了遺址價值的闡釋,保護利用無法充分表現遺址價值。此外,園區建設重景觀輕本體的公園化現象也是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在大遺址保護中如何使文化遺產保護真正成為改善民生、為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動力,也還存在“供血不足”的問題。這些應該在今后的考古遺址公園運營中努力加以解決。

湖南的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正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階段,“讓大地上的遺產活起來”需要人們更多的付出。(郭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