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世界意義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體現了世界政黨制度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它不僅對中國有意義、有價值，而且已經并將繼續影響著世界，具有越來越顯著的世界意義：

破解了世界政黨關系的一個歷史難題；

拓展了世界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路徑；

創造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嶄新實現形式；

打破了世界政黨政治的西方話語霸權。

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4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首次提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概念，并用三個“新就新在”，從代表、功能和效果三個維度集中闡述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鮮明特點、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這是政治文明、政黨文明的中國表達，也是制度自信、政黨自信的集中表現。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體現了世界政黨制度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它不僅對中國有意義、有價值，而且已經并將繼續影響著世界，具有越來越顯著的世界意義。我體會，其世界意義主要體現在：

第一，破解了世界政黨關系的一個歷史難題。在當今世界的200多個國家中，除了少數國家沒有政黨或只有一個政黨外，多數國家都有多個政黨同時存在。這就帶來了一個歷史難題，即在一個國家中政黨與政黨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的問題。在西方兩黨制和多黨制國家，不同政黨為了取得政權，往往會激烈沖突和爭斗。彼此相互傾軋和攻訐，勢不兩立，是西方政黨關系的常態和突出特點。即使政黨之間有合作，也只是偶然和臨時的。而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領導和自覺接受領導的關系，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是一種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關系。這種關系是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長期發展進程中形成的，是在吸收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造就的，彰顯了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利于科學民主決策，有利于保證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發展。這是中國對于世界如何正確處理政黨關系的創造性解答。

第二，拓展了世界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路徑。政黨首先產生于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兩黨制、多黨制這兩種政黨制度形式也首先出現在這些西方國家。這些西方國家開創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先河，對整個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持有西方中心論的人就認為，兩黨制、多黨制帶有普遍性，代表著非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的發展方向。20世紀80、9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垮臺，政黨制度演化為兩黨制或多黨制，似乎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西方中心論的上述觀點。但在中國，近代以來先后出現三種政黨制度，即民國初年的多黨制、大革命失敗后的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新中國實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路徑。今年恰逢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這70年的實踐歷程充分證明，一個國家，具體采取什么樣的政黨制度，歸根結底要根據本國國情和政治發展的現實需求來決定。兩黨制、多黨制絕非歷史的必然，這兩種政黨制度都有其固有的矛盾弊端和制度局限性。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絕不是暫時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人民歷經劫難、屢次試錯后，根據中國國情和政治現實需求做出的正確抉擇。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不無感慨，“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優勢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不同于有些國家的一黨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兩黨制、多黨制，而是人類歷史上一種全新類型的政黨制度，為世界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也正是人類文明發展多樣性的具體體現。

第三，創造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嶄新實現形式。美國學者福山在其廣受關注的《歷史的終結》中寫道：自由民主制已經成為“人類政府的最后形式”，歷史將終結在這里。這實際上也是西方國家長期以來的典型認識。在西方國家看來，民主只有一種實現形式，這就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形式。而中國人民在探索和追求人民民主的歷史進程中，找到和創造了人民民主的嶄新實現形式，即協商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途徑和最高實現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另一重要形式。在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不僅包括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也應當包括參加日常事務的管理和協商。中國在堅持和發展選舉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礎上，全面發展協商民主形式，不僅完全符合現代民主精神，也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優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人民內部各方面圍繞各方面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開展廣泛協商，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

第四，打破了世界政黨政治的西方話語霸權。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壟斷了世界政黨政治的定義權、闡釋權和評判權。它們憑借著自己的話語霸權，不遺余力地美化、包裝西方政黨政治，論證西方政黨政治的優越性、合理性，給其帶上普遍性的光環，并用它做為招牌來控制其他國家，從而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實踐中，一些國家正是受到其話語霸權的影響，不顧國情地移植、照搬西方的政黨政治，結果導致國家治理失效、社會動蕩。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出現和成功，則從實踐上打破了世界政黨政治的西方話語霸權。在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看來：“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中國的崛起會促進世界的轉型。”

可以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全世界成功樹立起一面新的旗幟，為非西方國家從西方政黨政治的陷阱中跳出來，走出一條既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又符合本國實際的政治發展道路提供了全新選擇。（本文作者系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副主席邵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