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劇本的創作

1959年7月1日，郭沫若到洛陽考察龍門石窟、白馬寺等地。在龍門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郭沫若發現巖石上刻有“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的記載。這個發現讓他很開心，他寫了一首《訪奉先寺石窟》，詠道：“武后能捐脂粉費，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他開始醞釀創作話劇《武則天》。

在醞釀期間，郭沫若廣泛查閱文獻史料。“我看了不少關于武則天的材料。《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全唐詩》《唐文粹》《唐詩紀事》等書中，凡有關武則天的記載和她自己的著作，我大抵查看過了。”“近人的研究和劇作，我也盡可能找來看過。拿劇本來說，有宋之的的話劇劇本《武則天》和上海越劇團的越劇劇本《則天皇帝》。”他對近人的這兩種劇作都不滿意。

宋之的話劇《武則天》“是想替武則天翻案，但他卻從男女關系上去翻，并明顯地受了英國奧斯卡·王爾德的《沙樂美》的影響，讓武則天以女性來玩弄男性。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

越劇《則天皇帝》“在描繪上雖然避開了男女關系，但同樣沒有根據更多的史料而僅憑主觀的見解”。同時，這兩種劇作“都從武后在感業寺為尼時寫起，一直寫到晚年。這種傳記式的寫法是難于寫好的。兩種劇本的劇情和人物多出虛構，并都把武后寫成為一個失敗者。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1960年1月10日，郭沫若完成了五幕歷史劇《武則天》的初稿。為了追求人物、事件、地點的統一，郭沫若將筆墨集中在武則天55~61歲這6年間，地點限制在洛陽，并以徐敬業叛亂作為劇本的中心事件。

在郭沫若的筆下，武則天是正面形象。她能夠體念民間疾苦，同情人民大眾，政治上選賢任能，廣開言路。她待人誠懇親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殺害的上官儀的孫女上官婉兒，使得后者能夠發揮才干，忠心為國家服務。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戶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為開元盛世奠定了堅實基礎。郭沫若歌頌武則天的雄才大略，并設置了裴炎這樣的反面典型。以裴炎為代表的士族，只是為了篡奪最高統治權，從來不考慮老百姓的利益，他們的造反也只能走向末路。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將初唐四杰之一的駱賓王設置成反面人物，在他看來，駱賓王文人無行、畏難茍安，雖然一副懷才不遇、落魄不羈的樣子，卻總想一夜間飛黃騰達，于是參與了徐敬業和裴炎的陰謀。郭沫若引用裴行儉的話：“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后才藝。”他認為駱賓王雖然討伐武則天的檄文寫得好，“但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說話，而是赤裸裸的爭奪政權”，所以他是“徒有才藝而無器識”。

郭沫若塑造駱賓王這一人物形象時，應該是有所針對的。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有許多文人只顧自己的名利安逸，從不去想人民的福祉。在郭沫若看來，這樣的文人應該否定。

由東風劇團改編為豫劇

1960年2月10日，郭沫若致函翦伯贊：“我寫了《武則天》一劇，送上一部，請提意見，以便修改、定稿。”他給吳晗等人也都寫了類似的信件。

不久，吳晗將《武則天》校改本寄給郭沫若，提出了一些意見。3月11日，郭沫若給吳晗寫信，對于吳晗有關李孝逸的身份的質疑做了回復。3月16日，郭沫若在家中會見邯鄲東風劇團的部分演員，應東風劇團的請求，郭沫若將《武則天》親手交給該劇團，由他們改編成豫劇。差不多同時，《武則天》已經在人民藝術劇院邊排練邊修改了。

3月23日起，郭沫若為“更多地接觸武后的業績”，到陜西乾縣游覽了乾陵等地，寫下了《游乾陵三首》。3月25日，郭沫若回到北京。26日，他給四川省廣元縣（今廣元市）政府相關人員寫信：“聞廣元縣有武則天廟，希望能得到一些照片，廟容和塑像之類。廟內想有碑記，希望能抄示。又縣志中是否有記載？民間關于立廟之由及有關武則天的傳說如何？這些都想知道，如能扼要敘及，至所盼禱。”

這期間，翦伯贊也將對《武則天》的意見反饋給郭沫若。4月15日，郭沫若復函翦伯贊：

大札奉讀。謝謝您對于《武則天》的指點。我對于該劇本，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幾次修改，《人民文學》五月份將刊出，因此修改本我就不再奉上了。上月廿二日我特別到西安去，看了武則天與唐高宗合葬的乾陵，規模甚雄偉。陵前有二碑，一為紀德碑，乃武后撰文，紀念高宗的。一為沒字碑，乃武后自己的碑。據云武后自己說，自己的功過讓后人評價。《大云經》，我沒有用上。因為我劇中的年代有所限制。武后出身微賤，這和她的政治措施，不無因緣。高宗能欣賞武后，是他的杰出處。因此，我推論到他也能欣賞僧肇。關于上官婉兒，我希望您有功夫時，翻閱一下張說的《上官昭容文集序》(見《全唐文》)。他稱贊上官婉兒真是到了極點。武后和上官婉兒這兩位女性，我看對唐代文化大有貢獻。李白、杜甫是他們時代的紅領巾。

4月21日，郭沫若應白楊等人邀請，前往“潔而精”川菜館，將《武則天》連同相關資料交白楊，請她提意見。4月23日，郭沫若致信白楊：

關于《武則天》，請您看了提意見，待出單行本時加以刪改。這是誠懇的請求，不是外交辭令。將來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北京已經派人來和程十發同志聯系，擬請他作些插畫。

《重要資料十則》，將來也打算附在單行本里面一道出版；該稿因無副本，您看完后，請您擲還我。

我已決定十七日飛回北京，在離滬前希望能聽到您關于《武則天》的意見。

郭沫若同意邯鄲東風劇團改編《武則天》為豫劇本后，邯鄲地委的領導同志十分重視，由地委宣傳部長周鏡負責組成創作班子，用了18天的時間，完成了豫劇本的初稿。

4月29日，郭沫若召集豫劇《武則天》的編創人員和主要演員進京。他肯定了《武則天》豫劇本對話劇本的改動，并在此基礎上做了修改。編創人員表示改編起來難度大，很多地方拿不準，郭沫若邊笑他們太謙虛，邊拿起筆來在最后一場上作了修改。郭沫若還詳細向他們講了武則天這個人物形象：“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精通文史，雄才大略，很了不起。但自北宋以來，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她作了很大歪曲。她執政的20年，太平盛世，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足見她治理天下的才能與本領。她對叛臣之女上官婉兒的栽培與重用，更表現出她任人唯賢的杰出政治家胸懷。”

郭沫若仔細看了豫劇團設計的舞臺美術、人物造型和服裝設計小樣，他覺得有些地方不妥當，于是“親手取來一幅幅唐代宮廷人物畫、服飾習俗畫，和其他唐代文物資料，一一指點著讓大家仔細觀賞，并就其風格、特點，反復講給大家聽”。郭沫若不僅就如何改動舞美和服裝等準備了資料，還將這些參考資料送給劇團，并開了書單，讓他們下去仔細學習揣摩。

豫劇團根據郭沫若的指示，對劇本再次做了仔細修改。5月11日，豫劇《武則天》在邯鄲進行了彩排，演出時間長達三個半小時。豫劇團覺得時間過長，給郭沫若寫信，希望他能壓縮一下。

郭沫若接信后花了好幾天功夫仔細修改了劇本。5月18日修改完畢。他在最后一頁批注說：“刪去了十五頁左右，或許可以縮短半小時，唱詞有所修改，請你們再仔細斟酌。”

5月，郭沫若根據大家的意見，將修改后的《武則天》發表在《人民文學》上。

歷史細節的推敲

1960年5月22日，郭沫若再次給廣元縣人民委員會寫信：“現寺內所存武后石像頭部，不知大小如何？定為武后像，是否確有根據？根據廣政碑例，估計地下可能還有埋藏，尚希注意。”“武后毫無疑問生于廣元。唐代詩人李商隱有《利州江潭作》一詩，題下注云‘感孕金輪所’。金輪即武后，可見唐人是公認武后生于廣元。”

6月6日，郭沫若再次致信吳晗，將有關《武則天》劇本的史料送給他看。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人員張明善等人根據郭沫若的要求，前往武則天出生地四川廣元。他們考查了“武則天廟”皇澤寺，在7月發表的調查報告中認為郭沫若提出的武則天出生于廣元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從皇澤寺的碑刻遺存中可以發現：“雖然自趙宋以來，由于正統觀念的統治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的深遠影響，武則天特別遭受歪曲和污辱，但唐代人和這一地區的后代人并不這樣看待武則天，不但不丑化，并且還給予了熱情歌頌。”“皇澤寺則天殿、則天神象（像）、則天鄉，不正好說明武后生地人民對武后的崇敬嗎？武后曾自稱‘不愛身而愛百姓’，這大抵是她的為人與為政的方針。”“因此我們完全贊同郭沫若同志對武則天的公正的歷史評價。”

7月，東風劇團去北戴河向郭沫若匯報排練情況，郭沫若修改了演出說明書。7月18日，郭沫若觀看了第二稿修訂本的彩排，他邊看邊做記錄，彩排結束后，他走上舞臺，和演出人員認真交換了意見。不久，他親筆為豫劇《武則天》加了三場戲。7月28日，東風劇團進行了第二次彩排，郭沫若很滿意。鼓勵他們盡快去北京演出。8月，東風劇團在北京進行內部專場演出，郭沫若請人民藝術劇院朱琳等人觀看演出，并與東風劇團座談交流。

8月3日，郭沫若為豫劇《武則天》寫了《小引》，說明該劇除“全部經過了我的潤色”外，他還“增寫了三個過場戲，即《暗箭》《害賢》《補駱》三場”。

8月4日，郭沫若給樓適夷寫信商談《武則天》的出版問題：“我希望把東風劇團演出本的《武則天》，同話劇本一道刊出。”“劉繼卣同志的插畫，不知道進行得怎樣。他是在榮寶齋畫畫，請催問一下。如果還要相當長的時期，似乎可不必等了。”

8月16日，郭沫若寫作了《我怎樣寫〈武則天〉》一文，詳細說明了《武則天》的寫作經過，主旨和武則天、上官婉兒、唐高宗、裴炎、駱賓王等人物形象，及對武則天容貌服飾的考證等。

不久，有人將《武則天》改編成淮劇，寄給郭沫若看。10月19日，郭沫若給裴竹君、周慰祖寫信說：“來信及《武則天》淮劇本收到。我對于舊劇編寫沒有經驗，請您們作主剪裁好了。能夠縮短一些，恐怕比較好，有些不必要的歷史事實的羅列可以刪去。最好多聽些觀眾的意見。”

10月31日，郭沫若致信周揚，討論《武則天》劇本。侯外廬看了《武則天》后，給郭沫若寫信討論武則天的身份。郭沫若于11月13日給侯外廬回信說：“武后重用寒微，確是事實。朝中的左御史大夫騫味道，其出身雖不詳，然非世族恐可斷言。”“劇本在刪改小節修改中，我也修改過一遍，主要是把關于均田制及強調人民性的地方刪削了。迄今尚未定稿。”侯外廬接信后給郭沫若提供了一些材料。郭沫若于15日回信說：“十一月十四日信所示材料甚好，武后的開明性是無可懷疑的。最近把《陳伯玉（子昂）文集》閱讀了一遍。此公對武后頗推崇。文中多透露武后深得人心處……想不盡是面諛之辭。”

1961年5月14日，《光明日報·史學》發表了陳振的《也談武則天的出生地和出身》，不同意郭沫若有關武則天出生廣元、出身“寒微”的觀點。郭沫若第二天就寫下了《武則天生在廣元的依據》，該文用李商隱的《利州江潭作》和廣元的出土文物及民間傳說，來說明武則天生在廣元。

郭沫若在文章最后說：“我還想談談史料的問題。史料不僅限于書本上的東西，還有物質上的文物和民間保留的傳說。有時候，后兩者比書本上的史料還重要。在階級社會里所傳流下來的書史之類，可靠性是要打折扣的。”“象（像）武則天生于廣元這個事實，既有書本上的證據———李義山詩自注，又有廣元文物和民間傳說的佐證，盡管有史學專家要堅決否認，我要再說一遍：在目前還沒有確鑿的根據，可以使它被根本推翻。”

9月，郭沫若到云南參觀，4日晚上在昆明觀看話劇《武則天》，7日寫下了七律《在昆明看演話劇〈武則天〉》：

金輪千載受奇呵，翻案何妨傅粉多？宋璟姚崇蒙哺育，開元天寶沐恩波。聲威遠屆波斯國，文教遙敷吐火羅。畢竟無書逾盡信，丹青原勝素山河。

“金輪”指的就是武則天，因為她曾自封為“金輪圣神皇帝”。郭沫若贊美她提攜了宋璟、姚崇等名臣、開啟了開元天寶的盛世繁榮，聲望達到中亞一帶。歷來史書對她多有貶斥，那都是不可信的。

當年秋天，郭沫若又將這首詩以《詠武則天》為題給夫人于立群寫了一個橫幅。于立群將它掛在自己的工作間，這是郭沫若家里唯一一幅郭沫若本人的書法。12月13日，郭沫若給黃允平回信，對《在昆明看演話劇〈武則天〉》進行了解釋：“觀武則天劇一詩乃九月在昆明時所作，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第三句本為‘姚崇宋璟’，因在從化寫時筆誤。孟子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語，在人民日報上曾加注。”

“鐵杵是可以磨成針的”

1962年1月25日，在海南參觀的郭沫若給陽翰笙寫信說：“送上《武則天》清樣本一冊，請您審閱，并請提意見。”2月10日，郭沫若致函吳晗：“《武則天》一冊，送請審閱。請務必不客氣地提意見，以便修改定稿。”11日，郭沫若再次寫信給陽翰笙：“《武則天》，主要照著陳白塵同志的意思，有所添改。今將添改好的一冊送您，最好請您囑文聯同志制一《勘誤表》，印它幾十份。又舉行座談時可將《勘誤表》每人送一份，以免走冤路。希望同志們多多提意見，以便更進一步修改。”郭沫若在信末附上了“曾請提意見的同志們的名單”，包括邵荃麟、田漢、光未然、吳晗、嚴文井、翦伯贊、陳白塵、王戎笙、曹禺、李伯釗、焦菊隱、陽翰笙、阿英、夏衍等14人。

陽翰笙召集的《武則天》座談會舉辦后，郭沫若根據大家的意見對劇本進行了修改。3月6日，郭沫若致函陽翰笙：

《武則天》修改本一冊送上，請您再看一看。是根據座談會上大家的意見修改的，主要是把武則天加強了，把她的政治措施和思想立場，在前三幕中，由正面、反面來加以突出。把騫味道也加強了，不再是模棱兩可的人，而是站在武后方面的耿直者。第五幕有了較大的修改，由殿前朝會改為殿內朝會，覺得處理較妥帖一些。仍請提意見，以便再加修改。

文字上的修改，請寫在本子上，退還我，以便照改。

3月7日，郭沫若致函邵荃麟：

根據座談會上大家的意見，我把《武則天》又修改了一遍，送一冊給您，請您再看看，并請提意見。修改本主要是把武則天加強了，對第五幕作了相當大的修改。座談會上有加一幕減一幕之說，我經過仔細考慮，有困難。如那樣做劇本統一不起來。我同翰笙、吳晗同志等也談過，都說沒有一定的必要。因此，仍保存了原來的結構，而在內容上大有增改。

6月20日，郭沫若寫作了《〈武則天〉序》，文章說：“自初稿寫出到現在，快兩年半了。在這期間，接受了不少同志們的意見，進行了很多次的修改。目前的這個本子，基本上可以作為定稿了。”“這個劇本的改定，得力于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幫助很大，特別是導演焦菊隱同志費了很大的苦心。我和同志們共同斟酌了多少遍，我要特別感謝他們。”郭沫若認為，要想達到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統一，“據我自己的經驗，文章的多改、多琢磨，恐怕還是最好的辦法。”“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鐵杵是可以磨成針的。”

6月29日起，由焦菊隱和梅阡合作導演的《武則天》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郭沫若于7月6日晚在首都劇場觀看了演出，第二天給焦菊隱寫信，又提出了11條修改意見，有些涉及臺詞，有些則是表演藝術和舞臺布局方面的。

1962年9月，《武則天》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傅抱石為這個劇本繪制了兩幅精美的插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副研究員，中國郭沫若研究會秘書長。圖片來源：郭沫若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