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來干活的,不是來吃飯的”

“我從一個基層的社務干部直接成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是當時九三學社的市政協委員里唯一一個來自中央企業的。”在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朱良事后思考,自己“可能沾了點單位的光”。

而11年前的那次經歷,也許可視為促動朱良不斷努力履職的成因之一。

2007年底,北京市政協十一屆政協委員正在公示階段。朱良恰好去九三學社北京市委開會。在碰到相熟的九三學社北京市委領導時,領導專門讓他去看了那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公示名單。

在看過了其他來自九三學社的市政協委員的情況,“好多是博導,不少在政府任職,基本是九三學社北京市委二級組織(各個行政區、各重點大學)的主委……”

九三學社在北京市是三級半的結構,分為市委—二級組織(區委、區工委、重點單位的委員會)—基層委員會(部分沒有)—支社。

“都是身份很高”的印象,對其時還是九三學社一個支社副主委的朱良有點沖擊,因為“在身份上有差距”,就有了后來朱良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議上,立下了“我是來干活的,不是來吃飯的”的“軍令狀”。

朱良的履職能力在進入政協前就有顯露。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一出來,九三學社社員朱良寫了幾篇信息,得到了時任國務院某位副總理的批示,“這樣級別的批示,當時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里不是很多,現在已經不少了。”

因為此,朱良進入市政協,的確是干活去的。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還對朱良有一定印象,“他參加的活動比較多。”朱良自己也承認,“在北京市政協開了11年的全會,日程上要求委員必須參加的所有活動我全部都參加了。”

各項活動參與得比較“雜”,朱良的提案關注面也就體現出廣的特點。

“面廣,會不會提得不夠深,力不從心?”

朱良自己首先會做選擇,提一件提案他會篩選懂不懂,如果有些地方他不懂,有問題他沒吃透,這件提案,他就不會提交。

朱良對九三學社一些集中社員智慧、通過代表委員的渠道進行反映的好做法覺得很“贊”:每年,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給四五十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發一個社員建議匯編,里面有通過社員信息收集到的100多個建議。“每年被代表、委員選用的有幾十個建議。我們有責任把社員的意見通過平臺反映出來。”除了自己做調研,朱良也會從組織給提供的履職實踐中汲取能量。

如果以半天作為一個單元,朱良大致計算過,自己參加黨派、政協的各種履職活動每年達上百次。11年的政協履職經歷中,僅提案他就提交了50多件。

“并不是說我的建議有多好,要不是這樣重要的履能平臺,我的很多建議也不會得到如此多的關注。”朱良的措辭總是格外謙虛。

朱良經常參加北京市政協的情況通報會,因此能夠得到更多的權威信息。“提案才會建立在一個正確、完整的信息數據基礎上。”就像朱良所說,“方案可以自己設計,數據不可能自己設計。”

采訪當中,朱良也總在強調自己和“知名”政協委員之間的差距。他反復說,“我所有值得講述的故事都離不開九三學社和政協組織這個平臺。”

從“不喜歡政治課”到深度參與民主政治

56歲的朱良還記得,40多年前上初中時,自己最不愿意上的就是政治課。“政治課上的很多內容需要死記硬背。”對朱良來說,體現邏輯之美的數學和物理才是他的心頭愛,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后來會深度參與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真正介入政治生活,是在朱良2000年加入九三學社之后。他對2000年12月29日加入當天的事情記得異常清晰,“我是20世紀最后一批加入九三學社的社員之一。”

伴著21世紀的新開始,朱良在經過九三學社的新社員培訓之后,算是“入了門”。

朱良是北京市政協第十三屆一次會議政治決議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起草小組不到10個人,主要是對工作小組起草的決議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朱良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見,體現在決議里。“十二屆我也在起草小組里。”

而介入到政治性話題里,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的經歷。當時,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黨代會召開前先召開了一次“兩代表一委員”座談會,時任的北京市委領導到會聽取意見,共有15名來自基層的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言,朱良也在其列。“我參加了,還對市黨代會報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見。”

從不喜歡政治課,轉變為深入參與到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甚至于,朱良還做了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包括從寫提案到撰寫理論性文章,他還是北京市政協理論與實踐研究會的理事。

朱良用了一個夠高度的說法,“個人的興趣和關注點的轉變,跟改革開放40年國家政治生活形勢有著密切關系。”

北京化工研究院的黨委宣傳部長梁曉蕓“怕”跟朱良聊天,“他了解的面挺寬的,談到一些內容時有點跟不上。”事實上,處在研究院相對單一的工作環境中,朱良的眼界并未被限制住。隨著政協履職范圍的不斷拓寬,他的眼界也在開闊,比起著眼于當下,更多站在歷史的維度上去看待很多事情。而追本溯源的做事個性,也是他履職的好“幫手”。

北京也有一個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公共場所,就在每天熙熙攘攘的北京動物園內。

1912年1月,革命黨人組成的暗殺團體為刺殺袁世凱制造了東華門事件,當場炸死袁世凱衛隊長10余人。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被捕殺害。另一革命黨人彭家珍在刺殺阻撓清帝退位的頑固分子良弼時犧牲。1912年8月29日,孫中山專門赴農事試驗場(現在的動物園)為反對清帝復辟制度而獻身的四烈士送葬。

朱良在上世紀90年代逛動物園時偶然知道了這個事件的淵源。

2016年動物園在例行改造時發現了四烈士墓的塔基遺址。2017年,朱良通過提案,提出將此墓列入文物的建議。同時,他還通過九三學社的渠道,通過西城區政協委員在區里提出建議,后來動物園的四烈士墓被列入文物保護范圍。

說起這項成果,“作為政協委員,我習慣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朱良想的是,總得做一些事,等到將來,能夠在后人那里留下印跡。

做事留痕,算是朱良做事的另一個特點。10年里,從卡片機到旅游級別的單反再到準專業單反,朱良的攝影裝備升級了三次。從攝影角度,朱良自認是個“外行”。然而,“并不懂攝影”的朱良曾為500多位委員拍過參加政協活動的照片。

“一方面是為黨派、政協工作留下些記錄性的資料。”另外,細致的朱良想著,照片能夠為政協大家庭里委員之間的交流留下影像,“給委員們留下一份美好回憶。”從這點來看,追求技術冷靜的朱良內心,不乏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