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時節，山西呂梁市嵐縣大蛇頭鄉的山更綠了。不過，透過深深淺淺的綠，依然可見裸露的黃色土地。

黃土是這里的名片，養活了一代代人，也束縛了當地的發展。生態脆弱的呂梁山區，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

生態脆弱，貧困高發，兩者交織且相互作用，嵐縣就是一個縮影。2016年底，作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嵐縣尚有貧困村90個、貧困人口31776人。當時，嵐縣的森林覆蓋率僅為16.48%，地表水缺乏，水土流失嚴重，“年年栽樹不見樹”。

要同時打贏生態治理和脫貧攻堅這兩場“戰役”，出路在哪里？

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印發《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明確到2020年，貧困人口通過參與生態保護、生態修復工程建設和發展生態產業，收入水平明顯提升，生產生活條件明顯改善。全國將力爭組建1.2萬個生態建設扶貧專業合作社，吸納10萬貧困人口參與生態工程建設；新增生態管護員崗位40萬個；通過發展生態產業，帶動約1500萬貧困人口增收。

兩年前，生態扶貧的探索之路已在山西展開，形成了“五個一批”的思路：生態治理脫貧一批，生態保護脫貧一批，干果經濟林提質增效脫貧一批，綠色產業脫貧一批，退耕還林脫貧一批。

作為先行者的嵐縣，從“生態治理脫貧一批”入手，抓實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這個突破口，串聯起生態文明建設和脫貧攻堅兩個戰場。兩年來，嵐縣的綠色面積在擴展，貧困范圍在收縮。

緣 起

“能不能讓貧困戶參與綠化造林”

2016年大年初七，嵐縣縣委大院的冬雪還未消融。

早上一上班，縣委書記高奇英就把分管農林的副縣長和林業局長請到辦公室，“我們嵐縣油松苗庫存還有多少？還有多少宜林地、疏林地？”

面對縣委書記的突然提問，兩人的準備并不充分，“庫存估計有三四億株，宜林地有20多萬畝。”

高奇英給了一個星期時間，讓他們做一個充分的調研，拿出準確數字來。她有一個工作設想，需要確切的數據支撐。

此前，高奇英已隱約聽說油松滯銷，8毛錢一株都無人問津，縣里甚至有人放火燒苗。“嵐縣被稱作‘華北油松第一縣’，當時連續3年出現滯銷，我去看過一個基地，因為栽植密度高又賣不出去，油松苗都擠在了一起，必須想辦法化解。”

摸底的結果是，全縣油松苗庫存約有5億株，宜林地有30萬畝。

高奇英坦言，盡管有心理準備，但當時自己的心里還是咯噔一下，“5億株這個數字太大，得趕緊把這批苗木消化掉。”

彼時，擺在嵐縣面前的還有一個難題。2016年初嵐縣有貧困人口6.6萬人，貧困發生率高達44%。雖然通過易地扶貧搬遷、發展土豆產業、教育扶貧等方式已經覆蓋貧困人口5萬人，但仍有1萬多貧困人口缺乏合適的脫貧渠道。

“能不能讓貧困戶參與綠化造林？這樣既能消化滯銷的苗木，還能讓貧困戶增加收入。”念頭一閃而過，高奇英興奮之余又陷入沉思，因為她深知阻力不小。

首先是貧困戶能不能參與綠化。按照有關規定，金額20萬元以上的綠化工程，必須是有資質的綠化公司通過競標來承接。嵐縣有資質的綠化公司只有6家，不少工程都是外地公司中標。而且，綠化公司都有專門的工程隊，其成員主要是常年從事綠化、技能熟練的壯勞力。別看這是“受苦”的體力活，可本地貧困戶還真不是想參與就能參與的。

其次是本地苗木是否真能通過綠化工程得到消化。綠化公司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苗木供應合作商，更愿意照顧老客戶。

要把想法變成現實，繞不過綠化公司這一關鍵環節。高奇英和縣長喬云商量了半天，“能否扶持一些由貧困戶組成的造林專業合作社，專門消化本地油松苗？”

問題接踵而至。20萬元以上的工程必須通過招標進行，這是“硬杠杠”。即便能參與競標，貧困戶組成的合作社，資金少、技術差、勞力弱，在與專業公司的比拼中，能有幾成勝算？

嵐縣的痛點，山西省林業廳也在關注。此前，省林業廳派人到24個黃河沿線縣市調研，也開過數次專題會，探討如何將生態建設和脫貧攻堅結合起來。

“哪些方面可以讓貧困戶參與，哪些不適合貧困戶參與，達成了一個初步共識。”現任山西省林業廳廳長任建中表示，山西林業系統的“五個一批”辦法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

但是，具體從哪個方面著手，不論是嵐縣還是林業廳都犯愁。這天，嵐縣的幾名負責同志來到林業廳，時任林業廳廳長李永林主持座談，雙方碰撞出了“火花”。會上有人提出：“可以從造林合作社入手，改招標為議標，讓貧困戶參與綠化工程。”

此言一出，有人擊掌，有人搖頭。雖說主意不錯，但有風險。要想在公開招標環節“動刀”，出了問題咋辦？

“但這是當時能想到的兼顧扶貧與生態大局的最好辦法。”座談到最后，與會人員還是覺得值得一試，同意在嵐縣搞試點，“如果搞得好，就可以推廣。”高奇英也當場表態：“讓更多貧困人口增加合理收益的辦法，能有什么錯誤？出了問題，我們愿意承擔。”

林業廳有宏觀思路和政策優勢，嵐縣有具體辦法和實踐基礎。定了！就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