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同”理想,秉持“和而不同,允執厥中”的中道思維,彰顯“以和為貴,有容乃大”的共存格局,追求“萬邦和諧,萬國咸寧”的共贏理念

人之為人,成于“能群”,基于“秩序”,在于“意義”。先哲荀子在《荀子·利論》中闡釋了道德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起源論:“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不必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長,是禮之所起也。”跳出“爭則亂,亂則窮”的利益沖突和秩序怪圈,就不得不回到人的現實性上,在利益訴求與秩序保障之間建構起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

一是效法天地“能量變換”規律,提出“恒產恒心論”的物質文明觀。人生而有欲,是社會再生產的原動力,是共建共享社會財富的直接目的。孟子的“恒產恒心論”,實現飽食暖衣,就是解決人們物質生活和社會穩定的問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人們所奮斗的往往與其利益訴求有關,利益紛爭往往源自“寡”與“不均”。在“天然的共同體”中,由于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足而無法提供充裕的物質財富。社會財富的“寡”與“不均”,往往激起歷史的沉渣和蒙昧,進而導向“虛幻的共同體”。經歷了蒙昧時代到文明時代,普遍的交換關系激活和保存了生產力,促進物質文明繁榮發展。在“天然的共同體”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質性躍升中,人們逐步掌握了支配“物”的權力,進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運。

二是效法天地“自然運行”規律,提出“規矩方圓論”的社會秩序觀。規矩乃方圓之至也,是建構良序社會的準繩。《孟子·離婁上》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社會法則是天道法則的延伸,“規矩方圓”可以看作是對“天圓地方”之“天下”空間結構的效法。以仁政之道治理國家,就是踐行規矩方圓之道,就是推行德法并用之道。“德法之治”作為“修齊治平”的支撐結構和實現方式,依然是現代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民族國家需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的基本原則,世界各國需要共同維護共存、共榮、共贏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三是效法天地“平衡運行”規律,提出“中道和諧論”的共贏發展觀。中道和諧思維體現了博大的天下情懷,是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禮記·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是對天地“平衡運行”規律的方法論遵循。“天下大同”理想,秉持“和而不同,允執厥中”的中道思維,彰顯“以和為貴,有容乃大”的共存格局,追求“萬邦和諧,萬國咸寧”的共贏理念。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善于恪守秩序來彰顯意義。中國率先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就是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反對“弱肉強食”和“叢林法則”,反對“窮兵黷武”和“強權獨霸”,堅持“中道和諧論”的共贏發展觀,積極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探索人類共存發展之道、和平共贏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