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村父母開始將孩子送往城里讀書。為了方便孩子上學，有經濟條件的家庭在縣城買房，一些家長還專職陪讀。舉家遷入教育條件更好的地區，成為農村教育的新動向。

其實教育移民不是新現象，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典型的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高考移民”，新世紀以來的留學生低齡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受教育人口向大城市梯度流動等。人們為了能夠享受到相對優質的教育，一直在尋找遷徙的途徑。只要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無論它是國際、地域間，還是城鄉間，人們都會想盡辦法朝對己有利的地方遷徙。農村教育移民潮受到人們的關注，不僅因為它是規模較大的社會人口流動，而且與農民的社會階層特點有關。

農民進城的愿望是長期存在的，何時遷入則看資本積累和時機。近年來，農業人口在逐漸減少，“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村民往來于城鄉之間司空見慣，甚至一年中大多時間就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與此同時，大城市及中小城市的房地產業快速增長，城鎮化也在深度發展，更多優質社會資源和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文化、餐飲等圍繞新建社區集聚，城市對鄉村年輕人的容納和吸引力在增加，進城置業的門檻也在降低。不僅如此，年青一代村民具備了城市生活經驗，對于許多農村家庭而言，舉家遷入只是時間或時機問題。

教育移民潮中的家庭，不少是此前因婚戀需要已在城里置業。由于子女受教育問題具有明確的標志性意義，時間上的限制性特征促使它在舉家搬遷的時機選擇上，擁有毋庸置疑的正當性。所以，與其說是農村教育移民潮，不如說是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充當了城鎮化那“臨門一腳”。

所以，很難說農村人大規模舉家遷入城市只是出于子女教育的考慮。事實上，根據東北師大農村教育研究院的調研，舉家遷入城市之后，孩子的發展指數并未表現出比鄉村學校的孩子更好。這就造成一方面鄉村教育資源的落后狀態難以在短期內改善，農民對鄉村教育改善的耐心正在失去；另一方面，學位緊張尤其是大班額現象突出，仍然是當前城市教育的突出問題。而要讓城市快速增加學位以跟上生源流入的節奏，以便在規定時限內消除大班額現象，在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下難以達成。不得已，農村教育政策只能延續“圍堵”策略，而縣級政府在控制農民子女進城上學問題上倍感壓力。

新時代的農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集中體現在鄉村學校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不高。盡管近些年來優先增加鄉村教育的資源投入，但是鄉村的衰落和萎縮正在失去對學校的支撐。生源流失和減少，鄉村小規模學校數量增多，學校布局調整的壓力一直存在，這是后“三農時代”的農村教育問題的新特點。受農地改革和農產品收益下降的影響，農村人口對產業的依存度在降低，宅基地確權以及土地流轉政策為農民離開世代居住的村莊放開了羈絆。作為公共服務的農村義務教育，一方面在國家和各級政府的重視下不斷改善著鄉村學校辦學條件，另一方面村民寧愿接受進城后子女教育環境不佳（學位少、大班額）的現實和結果（發展指數低），也不愿意繼續在農村上學。這是新時代農村教育的新矛盾之一。

面對新問題，我們可以從十九大報告和鄉村振興戰略中得到一些指導和啟發。集中力量辦好一批優質鄉村學校，應當是目前農村教育的政策選項。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高度重視農村義務教育”，而鄉村學校是農村教育的重要依托和關鍵節點。應對“農村教育移民潮”中的教育訴求，除了快速增加城市教育資源、消除大班額外，應使仍然留在鄉村的人口可以公平接受有質量的教育。鄉村學校數量龐大，所處環境和發展條件各異，全部辦好難以實現。我們應該圍繞優質鄉村學校建設，以鄉村振興戰略為指導，優化社會支持系統，提升鄉村教育治理水平，實現學校教育現代化與美麗鄉村建設、社會文化復興、社會公共服務配套等相融合的教育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