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梯內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寫入最高法工作報告，代表了中國審判機關法治理念的升級：不僅關注“大案”，也在意一起判決可能影響社會風氣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決正風俗、定人心的杠桿作用。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在報告的附件中提到了兩件民事案子——“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最高法的報告提到這兩起“小案”，別有深意，體現了最高審判機關對于那些直接影響社會風氣、萬眾關注的個案的重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也認為，司法裁判還承擔著社會效果和價值導向的功能，“法院要考慮裁判會對社會產生什么樣的示范效應”。

司法判決不僅是調整案件當事人的利益，它還可能在全社會范圍內樹立新的規范、新的是非對錯標準。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可能以相關司法判決作為標尺，來評估自己行為風險和利益得失。所以，一個司法判決的社會效益，不僅限于案件本身，還意味著司法機關決定要確立什么樣的是非觀，社會成員將遵循什么樣的是非觀。

以“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來說，醫生正常勸阻老人不要在公共場合吸煙，老人意外病發身亡，一審法院根據“公平原則”，酌定醫生向死者家屬補償1.5萬元。然而，輿論認為判決損害了社會應有的規則意識，終審判決做了及時糾正，讓公眾吃了一顆定心丸。

的確，如果見義勇為、正常勸阻不要在公共場所抽煙，這樣的行為最終在法律上得到了負面評價，甚至讓當事人付出真金白銀，那就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或者形成了社會冷漠氛圍，無人敢挺身而出；或者會讓公眾形成對于違法者、違規者姑息遷就的消極心態，甚至會讓一些違法者、違規者有恃無恐。

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對于公平的最樸素的定義，就是“每個人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社會輿論中樸素的正義觀，是法理的源泉之一，司法專業主義應該發揮司法判決定分止爭的作用，引導社會積極向善，給善良者以力量，給勇敢者以保障，在具體司法個案中給出明確的是非觀。

“勸阻吸煙案”和“朱振彪案”這兩起案件的判決，及時回應了民間的焦慮，糾正了之前司法實踐中的某種苗頭——“誰慘誰有理”“死了人總有人賠償”，這種傾向極易讓法律變成了“和稀泥”，讓司法公信蒙塵。

或許，這兩起案件在很多人眼中都屬于社會性的“小案”，但其被寫入最高法工作報告，也代表了中國審判機關法治理念的升級：不僅關注“大案”，更認識到那些情節不大，但影響范圍不小，甚至一起判決可能影響社會風氣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決正風俗、定人心的杠桿作用。就此而言，這兩起“小案”價值并不小。

□沈彬(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