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時代，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同時，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加，世界范圍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進一步凸顯。中國共產黨自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伴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提高，中國日益走近國際舞臺中央，不斷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者也更加自信，逐漸跳出以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強權政治等為基礎的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窠臼，提出有別于西方的創新理論，一系列體現鮮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觀點正孕育形成，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建設初見成效。

歷史機遇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學者就意識到，構建和發展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十分重要，并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努力。但當時的理論構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約，學科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積累不足，中國自身對外交往的經驗也不充分。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經過長期積累和歷史演變，已經在學科內占據主導地位。這使得許多中國學者特別是中青年學者將興趣主要放在學習和研究西方理論上，而對構建中國自己的理論動力不足。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逐漸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身份、角色、地位發生變化，需要從大國視野出發進行頂層設計、利益界定、戰略規劃，并在學術上形成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者據此提出構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時代課題。

為了構建起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者開始對西方理論進行反思。冷戰后發展起來的一些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如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仍然以西方文明為中心來研究國際問題，依據西方經驗衡量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和國際化進程。一些西方學者對發展中國家的力量視而不見，仍然抱著你輸我贏的霸權思維模式，在理論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設置障礙。中國學者逐漸認識到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和發展目標存在較大反差，開始審視西方理論的學術基礎和實踐效果，質疑其科學性和適用范圍。這樣的質疑和反思促使中國學者總結中國經驗、探索中國理論，促成了學科新成果的取得。

如今，中國國際關系學派的構建迎來了重要的歷史機遇期。一是經過一定時期的積累，中國學者已經有了一定的知識儲備，并且能夠認識到西方理論的不足，從而有針對性地構建中國理論，確保中國學派的創新性。二是新時期中國外交不斷開創新局面，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逐漸形成了新型國際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正確義利觀及國家總體安全觀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創造性地展開了“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外交實踐，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提供了新鮮中國經驗。三是中國學者構建中國學派的學術自信不斷增強。學者們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借鑒智慧，順應國際社會對新國際關系理論的期待，立足中國外交實踐，力圖用中國理論、中國話語來研究闡釋世界和平與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推動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突破，逐漸開創研究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