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關系也是政治領域的重要命題

史學家提出的古今關系問題是否具有廣泛意義呢？回答這一問題，需要考察這方面思想在政治領域的表現。這里不討論具體的政治活動，而以杜佑所撰《通典》為例分析政治領域的“治道”是如何處理“師古”與“隨時”、“古”與“今”的關系。

唐代史學家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論述歷代制度史的著作，實際涉及政治領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寫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極。”這一段話，作者從政治實踐的角度把“師古”與“隨時”的關系及其出發點和預期目的都講到了，而且分析得極為透徹。出發點是“經邦”“致用”，預期目的是“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極”，即有用于世。至于怎樣處理“師古”與“隨時”的關系，則從兩個方面著眼，一是著眼于理論，即“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二是著眼于實踐，即“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于今”。在這里，無論是從理論來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兼顧“古”與“今”的關系，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古今關系。

李翰序文最后強調說，對于《通典》，他是“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的。那么，他在序文中所論述的這些道理，果真符合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嗎？對此，我們可以將杜佑的思想和言論概括為三個方面作出回答：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確寫道：“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是說明撰述材料的來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則以往經典多是“記言”，“罕存法制”；二則“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救之方”；而“周氏典禮”以下的歷代制度，應加以“研尋”，因為“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強調歷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借鑒的價值，亦即李翰所說的包含著“師古”與“隨時”的價值。第三，杜佑在《進〈理道要訣〉表》中進一步明確指出：作為《通典》縮寫本的《理道要訣》的宗旨，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這兩句話與杜佑《通典》自序所說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說“經邦”“致用”的具體途徑，也是對“師古”與“隨時”關系的最好概括。

應當強調的是，在李翰序文說的“致用”“經邦”“立事”“師古”“隨時”這一思維邏輯中，“立事”當是關鍵。只因有了“事”，“致用”“經邦”才不會流于空談；又因恰當地處理好“師古”與“隨時”的關系，“事”才可能落到實處。在杜佑思想及其所著《通典》中，這個“事”就是“法制”“政經”，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內容及其邏輯體系。

《通典》問世900多年后，清朝乾隆皇帝為重刻《通典》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也說到“學于古訓”，說到“斟酌古今”，說到“經國之良模”等，這是后世政治人物的認識。由此可見，在政治領域，如何處理古今關系也是一個重要命題。

會通古今才能有用于世

中國古代學人討論的“師古”與“隨時”或“稽古”與“從時”，都與古今關系相聯系。清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說得好：“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說的“大道”可理解為“今”，他說的“史”可理解為“古”，二者的關系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大道”上。換言之，史學之所以有用，就是因為它有益于今人知曉“大道”。今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推進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仍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系，在會通古今中讓人們知曉“大道”，使史學有用于世。

歷史在不斷發展，時代在不斷前進，這決定了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活動的內容都會發生很大變化。今天，如何處理古今關系仍然是歷史研究中的重大命題。中國擁有十分悠久的歷史、擁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今天的人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去認識過往的歷史和文化，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從過往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求經驗和智慧為現實所用。當然，處于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自身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對于社會治理的種種訴求。概而言之，每一時代的人都面臨著“師古”與“隨時”的問題，都需要處理好古今關系，只是具體的形勢和情況有所不同罷了。當前，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知識界、理論界、學術界都需要對“師古”與“隨時”、古今關系這一老問題進行新思考，以更好激發中華民族的奮斗精神、創造才能。

舉例來說，怎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新時代的一個重大課題。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尤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系。古今關系處理好了，才能自信地、有效地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也才能體現當代中國學術經世致用新的生命力和遠大前景。為了處理好古今關系，有必要通過對相關學術史的回顧揭示文化演進中的辯證關系及其主要問題。第一，如何認識古今關系。這里說的古今關系不只是認識到古今有所聯系，還要認識到“古”中有哪些優秀的東西適合于“今”，能夠為今所用。第二，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對于“今”的認識就成了認識古今關系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認識“今”，才可能判斷、選擇“古”中那些適用于“今”、有用于“今”的優秀成果。在這里，人們的時代感和歷史感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第三，對于“古”和“今”以及古今關系的認識，關鍵在于落實到“用”，即挖掘存在于“古”而有用于“今”的優秀成果，使其在當代文化建設和現代社會生活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