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7年底，前4批試點城市公立醫院百元醫療收入（不含藥品收入）中消耗的衛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說2017年公立醫院耗占比要在20%以下。除了山東，在四川、貴州等地，都有醫用手術耗材被限用的類似消息。一場全國范圍內限用醫用手術耗材的風暴在2017年底席卷而來，成為多數醫生口中的“首次耗材風暴”。（1月2日《新京報》）

年底歲末，多地公立醫院被傳醫用手術耗材被限用，直接導致許多患者不能按期手術，影響到了治療。雖然治理醫療耗材濫用，減輕患者負擔，減少醫保支出，不乏良好初衷，但是影響了醫療秩序，顯然不是善治之舉。事實上，醫療耗材濫用，價格高是治理的重點，但并不是說所有價格高的都可以視為不合理而一刀切，畢竟醫療耗材的選用，與醫療技術與服務密切相關。

事實上，醫療耗材高值除了耗材技術價值高低之別外，主要的問題是價格虛高，與醫療中的高價藥如出一轍，存在購銷使用中的不正當利益鏈條，而且與藥品選用不同，耗材的選用還涉及到治療技術的選擇、影響到手術的質量，單純在使用上設限并不是良策。同時，醫療耗材濫用根子還是在“以藥養醫”的模式，與藥品一樣，醫院通過耗材差價實現營利。正因如此，受到種種利益的掣肘，公立醫院及醫生并無意愿治理醫療耗材濫用，行政壓力下的醫院一方的治理，不可避免發生行為的畸變，甚至出現綁架患者利益抵制控費的管理。醫療耗材濫用和價格虛高，治理的重點其實在醫院之外，通過市場的手段、改革的手段，以問題為導向實施精準治理。

首先應嚴控耗材價格虛高，有必要建立嚴格的準入制度，如類似于藥品談判制度，有序擴大醫保報銷耗材目錄，擠掉耗材供應中的水分，斬斷利益鏈條。其次，應建立醫療耗材使用的技術規程，細化各類醫療對耗材選用的范疇、目錄及判定標準，合理限制醫療對耗材選用的權利。第三，在防范與控制上應推進醫政與醫保的聯動，加強對醫院醫療過程中耗材使用的日常監督，而不能通過“控費”一控了之，真正管細管實。此外，須持續推動公立醫院改革的重要方面，在給醫院不當收入做“減法”的同時，必要的補血要跟上，如像藥品一樣，耗材亦實行“零差價”，公共財政應當給予適應補貼，并與耗材控制的實效掛鉤，手術技術服務價格也應有所增長。總之，只有通過利益重構，才可能為營造健康的醫療生態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