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黃力之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這一論斷,高度概括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路徑,其正確性緣于對中國當下文化有機構成及其內在關系的準確把握。

馬克思說得好,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能隨心所欲,而是在繼承下來的歷史條件上創造。就文化構建來說,顯然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在空白中進行,而必須立足于現有的文化基礎。應該說,報告中提出的“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三來”關系,就是立足于現實文化事實的。最能支持這一邏輯的,莫過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文化構成來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20世紀以來的一個文化事實,其內涵包括了當下文化的時空要素,即空間上的中外文化之綜合,以及時間上的歷史傳統和未來訴求,也就是“本來、外來、未來”三大基本要素的綜合與內在展開。

近代中國文化的起點不是一般的“吸收外來”,而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并改變中國這一意義上的“吸收外來”

要學懂、弄通“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之關系,不能按照字面順序展開,而要先弄清楚吸收外來文化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傳統的國家,歷史的綿延性本身就證明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懷疑的。但是,運行至19世紀中期這個時間段后,“吸收外來”突然成了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大問題。這就是鴉片戰爭給中國留下的文化命題。

因為傳統異常久遠,加之農業文明的封閉性,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很不夠。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受過傳統古典教育的中國學者,還頑固認為在中國文明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視的其他文明。1875年7月6日,《紐約時報》刊文指出,中國人“心智的發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時代的古老水平……知識的缺陷使他們難以理解近年來侵入他們領土的那些外國人。洋人對他們而言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當西方的先進器物來到眼前時,不少中國人確實還表現得有些頑固自滿。在活躍于嘉慶、道光年間的宣南詩社中,就有社員認為運到中國的洋貨都是“奇巧無用之物”,只會蠱惑人心。連西方器物之優點也不承認,遑論制度和觀念了。

不過,當時人們需要面對的最大事實還不是守舊者的心態,而是中國不斷被戰敗。戰敗之首要原因,當然在于傳統的農業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工業文明。而對外來文化的先進性缺乏認識甚至試圖逃避抵制,使得固守自己的傳統變得越來越難以為繼。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此,“吸收外來”便逐漸成為共識。甲午戰敗以后,有參戰的幸存者在反思整個過程時就提出,“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海軍所有章程,除衣冠語言外,均當仿照西法”,即學習西方的做法。

近代以來,中國學習外國客觀上是按照“器物—制度—文化”的邏輯展開的。也就是說,“吸收外來”最終落實為學習外來文化,首先即為西方的先進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嚴厲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內容,并以西方現代文明為創新內涵,高高舉起了科學、民主的旗幟。

從這個邏輯起點再往前走一步,便發生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外來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嵌入。毛澤東同志在1945年提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學說始于1843年,到1917年影響主要限于歐洲,全世界大多數人還不知道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歐洲,開始在歐洲走路,走得比較慢。十月革命一聲炮響,11月7日俄國發生革命,11月8日中國就知道了。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就走得這樣快。因為它走得這樣快,所以1919年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到1949年,毛澤東同志把這個意思濃縮為: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果然一學就靈。

這樣,近代中國文化的起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吸收外來”,而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并改變中國這一特殊意義上的“吸收外來”。

洋八股必須廢止,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就在“吸收外來”導致中國命運發生轉折時,“不忘本來”的問題又浮出水面。

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傾向往往掩蓋另一個傾向:當學習外來文化成為合理性選擇時,“本來文化”不只是被忘記和忽略,而且有時候還會遭受拋棄,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領軍人物都有此一傾向。最偏頗者當數胡適,他甚至妄言中國“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由此,自然只剩下死心塌地學習西方一途。

拋棄本來、崇尚外來的傾向不只是對一般的西方文化如此,就是對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1945年通過的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了到當時為止的24年間黨的經驗教訓,重點分析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出其思想上的原因在于“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而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做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這里直接講的是政治路線問題,但也涉及文化理念的問題,即一個“不忘本來”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教條主義教訓時指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只是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不可能提供解決各個國家具體問題的方案。正確的辦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同志還進一步強調,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恰當地統一起來,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

由此,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劃時代的重大命題。馬克思主義不但正確地成為“吸收外來”的偉大成果,而且引發了中國人把“不忘本來”的問題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當“吸收外來”與“不忘本來”在實踐中得到合理解決之時,新的文化問題又提出來了——如何“面向未來”?

本來,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符合文化自身的歷史規律,也有利于抵制“全盤西化”和“去中國化”傾向。但一段時間以來,出現了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度解讀:有的制造“標題黨效應”,將中央有關文件精神曲解為“全面復興傳統文化”;有的學者對“批判繼承傳統文化”進行清算,認為只能全面繼承,不能有任何批判;有的產生妄念,以為可以回復到歷史上的某個時期,將儒家文化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從而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還有所謂“女德班”的存在,向生活中失意的女性灌輸陳腐過時的封建道德,反對婚姻戀愛自由,反對女性展現個性,等等。

對此,唯有堅持“面向未來”的文化價值才可以應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恰恰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文化。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歐洲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積累以及工業革命帶來社會變革的結果。因此,它本質上是一種面向未來的、創新的文化,而不是回歸傳統、復古守舊的文化。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早在上世紀初就把馬克思主義看作現代文化史的開端,認為它是整個精神和道德改革運動的頂峰。恩格斯也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成“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其意就是新的開始。

事實上,人們在讀到《共產黨宣言》的相關內容時,如說法國和英國的貴族“裝模作樣……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并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為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其面向未來的價值取向是給人很深刻印象的。

確實,面對資本主義時期的弊端,馬克思主義不會像消極浪漫主義那樣主張“回到中世紀”,而是強調面向共產主義的未來。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時,也是堅守面向未來的價值取向。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說法:在中國,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這類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經過對舊文化的沖擊,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這當然是面向未來的新中國,而不是舊中國的文化。

如此,我們可以充分領悟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

基于此,文化之本來、外來、未來的關系是非常清楚的,不應有什么誤讀和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