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范勇鵬

政府誠信是社會誠信的標桿,更是國家治理的重要資源。近年來,我們黨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依法治國,大力打造責任政府,優化辦事流程,嚴格執法,政府決策廣泛吸納群眾意見,堅持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政府公信力不斷提升。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社會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利益關系日益復雜、傳播手段日益多樣,社會治理等領域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挑戰,給政府公信力帶來更多考驗。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實際上,無論在哪個國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氣去建設和維護的。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處理方式受到社會關注,也是正常現象。在這個問題上,近年來一個概念時常被人提起,這就是“塔西佗陷阱”。這個詞來源于古羅馬執政官塔西佗所著歷史書中的一段表述:“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按照現在網絡上流行的理解,所謂“塔西佗陷阱”,就是當政府喪失公信力后,無論說什么做什么,人們都會認為它是在說假話、做壞事。有不少西方媒體喜歡在評論中引入這種說法,并將矛頭指向政府。當然,要求政府改進治理方式是正常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個方面。政府公信力問題也存在多種復雜因素,很多時候并不是政府盡力做好了,群眾就一定會認同。這也與社會觀念、大眾共識、媒體引導有很大關系。

在中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人民群眾有著天生的血脈聯系。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努力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中國共產黨具有嚴明的組織紀律,始終注重保持同人民群眾水乳交融的關系,這是西方政黨與政府無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國討論政府公信力問題,需要立足中國實際,不能盲目運用網絡術語或照搬西方政治學理論,而應當著力構建與運用中國話語。

中西方對政府與民眾關系的理解不同

塔西佗所說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評當時的皇帝,也指向群眾的主觀好惡。群眾在具體事件上對政府的態度,實際是在對政府整體看法的語境中產生的。這種語境的影響,人們在談論所謂“塔西佗陷阱”時常常會忽視。

中西文化對政府的觀念有很大區別。西方現代國家建立的基石是資本力量對國家機器的俘獲,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體民眾的公共利益,政府實際上是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資本與政府之間是一種非常微妙的關系。不管在國內統治還是在國際競爭中,每當資本面臨敵人時就需要政府的護航,每當資本占據優勢時就希望擺脫政府的束縛。例如,西方國家資本集團在列強競爭時期主張重商主義,在霸權擴張時期則主張自由貿易;在冷戰初期主張大政府和福利國家,而在贏得冷戰主動權之后則主張新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在國內沖突高漲時政府直接出面干預,而在矛盾緩和時則退居幕后,營造國家公共性的假象。為了能夠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權力反噬,資本利益集團創造出一套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意識形態話語。他們將政府與社會、公權與私權對立起來: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對自由的約束,同時又強調自由是一種個人本位的權利。于是,個人與政府之間被塑造成一種以矛盾對立為主的關系。

現代中國國家建構路徑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中國國家建構的基礎是5000年的文明傳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強運動、近7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這意味著國家和政府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有著與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中華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斷融合發展的過程中孕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的過程需要統一而有效的國家來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的民族自強和解放是要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救亡圖存,避免亡國滅種。雖然當時國力衰弱,但人們依然希望有強大的國家來凝聚起民族力量,實現社會的組織化。再次,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要建設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論從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還是從每個階段的歷史重任來看,中國社會都不是個體至上的,個人利益永遠不能壓倒人民的整體利益。因而,中國人理解的國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個體和集團凌駕于社會整體利益之上。在中國文化中,更強調個人、社會和國家的統一性而非對立性。

由于這種差異,用西方的話語來解釋中國問題往往行不通。如果試圖用西方政治學理論來為中國政府公信力問題尋找對策,就更會南轅北轍。西方政治學話語在改革開放之初大量傳播到中國,后來對大眾傳媒、通俗讀物、網絡空間、大學課堂、文藝作品等都產生影響。這在學術積累不足的時候可能難以避免。但時至今日,西方話語與中國日益發展的社會現實出現諸多不適應,需要我們加緊建設自己的話語體系,為國家改革發展提供思想支撐。

具體到政府公信力問題,西方話語強調政府與社會的區別,“社會”的通常被說成是好的。事實上,這里發生了一個概念偷換。社會在中國文化中通常指的是人民整體,而西方話語中的所謂社會實際上背后往往是資本和利益集團的力量,并不能代表民眾整體利益。但是,在這種觀念誤導下,民眾在重大事件發生時,往往傾向于支持所謂“私”的一方。

同時,西方話語過度強調對公權力的約束,卻全然不提強大而有效的公權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體存在的必要條件,公權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礎設施和統一市場等公共產品是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在大數據、人工智能興起的當代,這一點變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話語中,群眾對公權力產生了一種先驗的不信任。

西方話語崇尚權力的分立和制衡,認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敗。但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設想,并不符合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權力的具體執掌者之間很可能形成各種利益串通和共謀關系。在復雜的政治生活中,怎么可能靠權力分立的設計就實現公正廉潔?實踐中,西方政治運行中權錢交易、互相傾軋隨處可見。西方政治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加重了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西方話語與中國的國家性質和政治文化有著根本矛盾,不能用它來解釋中國政府公信力問題,它也不能對中國政府公信力的構建提供理論指導。事實上,西方國家本身也深受其害。這套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價值基石的話語,在西方國家產生了巨大的“逆共同體”效應,導致共識缺失、制度僵化、社會分裂,政府公信力并沒有獲得提高。過去幾十年間,由于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這些矛盾得以掩蓋。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發展放緩,這些問題日益暴露出來。西方國家政府實際上為民眾對它們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