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和經濟基礎延續到了今天，當代蘇州依然作為一座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古城，領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級市。而蘇州美術界幾度春風，至今人才濟濟。吳文化的精華在美術創作中得以集中體現并世代相傳，薪火不斷。之所以能長盛不衰、永續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蘇州畫壇一直涌動著一股開拓創新、開放包容的文化氣息，更通過筑巢引鳳輻射周邊，融會貫通。這一特性可上溯至明四家和吳門畫派，并在近現代的蘇州達到巔峰，由此造就了善于吸納外來優秀成果，不斷增強自身生機與活力的蘇州美術。

吳門畫派崇拜董、巨和元人的藝術，對當時已遭到社會非難的浙派以及上溯到南宋、北宋的藝術也不加排斥，且不囿于傳統，面對自然觀察并有所創造。明末以后，中國畫壇中心從蘇州逐漸轉移到周邊區域，但吳門畫派的文脈一直延續。從1895年到1949年的晚清民國時期，蘇州畫家自由結社，先后成立了20多個畫社、畫會，為形成海派藝術作出了卓著的貢獻。更有大量蘇州畫家融入了上海畫壇，延續了吳門畫派文人雅集的傳統。

清代的蘇州因坐擁“過云樓”而有“收藏甲江南”之稱，晚清出生的吳湖帆作為上海畫壇的領軍人物，不但在藝術成就方面能與張大千并稱“南吳北張”，與溥心畬并稱“南吳北溥”，更以其收藏宏富而留名于世。在清末民初各種新文化、新思潮風起云涌的背景下，他執著于傳統文化的研究，以及以巨大學養而形成的優雅顯得難能可貴。而這一獨特的典藏傳統，也深深植入了蘇州的城市文化之中，造就了今日蘇州城內林立的美術館，其中民營美術館更多達40家以上。

吳湖帆出身蘇州的簪纓世家，從小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為鑄就他獨特的文人品性提供了牢固的根基。其祖父吳大澂在蘇州和上海等地同江南眾多書畫家交往密切，為官期間，又常聘有藝術才華的文人為幕僚，彼此互贈書畫。其中就包括海派大家吳昌碩，在蘇州居住多年，受到吳門畫派傳統的熏陶。吳湖帆6歲時就隨原籍吳江的陸恢摹習花果，陸恢受吳大澂的提攜，其摹古作品之精，令人驚嘆，被奉為清代繪畫正統的重要繼承者。之后的蘇州花鳥畫歷經陸恢、陳摩、張辛稼三代師生，最終由張辛稼延續和發展了海派繪畫所追求的筆滋墨潤、色墨交融的藝術境界，名噪一時。可見，近代的蘇州繪畫已悄然從吳門畫派中游離，并在海派的主流中自成體系。可以說“海上畫派”是移民文化和外來多元文化的混合體，亦誕生在吳文化的土壤之上。

蘇州不僅是傳統中國畫的繁盛之地，也是西畫與現代美術教育事業在中國發展的重要源頭之一。朱屺瞻和顏文膳，都是經歷辛亥革命，受西風東漸影響，最早開始接觸西方繪畫的蘇州名家。朱屺瞻后東渡日本，學習素描和油畫，回國后陸續加入并組織了上海的各種藝術團體，在上海熱誠推進了新興美術教育。顏文膳則在蘇州本地大力促進了西畫的繁榮，1919年他發起了蘇州美術畫賽會，成為中國美術史上史無前例的第一次美術展覽會。1922年，他與胡粹中、朱士杰在蘇州創辦了蘇州美術專科學校。被譽為“蘇滬四大畫家”之一的吳子深慷慨解囊，出資五萬四千余銀元，建造了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滄浪亭畔的羅馬大廈，成為當年無數美術青年向往的藝術之宮。顏文膳在蘇州美專進行美術教學的過程中，不僅將自身的藝術素養和知識傾囊相授，還在創作觀念和教育觀念等方面體現出顯著的蘇州情結。

赴法深造時期，顏文膳的粉畫代表作《廚房》榮獲了1929年法國沙龍獎，為中國粉畫藝術在美術史上譜寫了精彩的篇章，同時也令蘇州一躍成為中國粉畫的重鎮。時至今日，通過政府和中國美協合作舉辦的全國粉畫展，以及在政府指導下民間機構合作舉辦的“國際粉畫雙年展”“中國粉畫藝術節”等活動，為中國粉畫藝術架設了國際化的橋梁。

新中國成立后，蘇州美專與上海美專、山東大學藝術系合并，遷址南京，成為南京藝術學院。蘇州美專的歷史落下帷幕，但蘇州對中國西畫教育的輻射并沒有因此畫上句號。董希文、李宗津、莫樸等從蘇州美專走出的西畫名家，撐起了新中國美術的半壁江山。后在蘇州恢復成立的蘇州工藝美校（現蘇州工藝美術職業技術學院）以顏文膳“充實光輝”為校訓，立足蘇州，面向全國，培養了大批美術和工藝美術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

1953年，顏文膳出任浙江美術學院副院長。這一時期，祖籍安徽、生于蘇州的吳作人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蘇州常熟的龐薰琹亦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蘇州畫家陸續入主中國頂級的美術院校。龐薰琹涉獵廣泛，包括繪畫、設計、廣告、裝飾研究等多個方面，是中國工藝美術及教育體系的奠基人。吳作人不僅在藝術上領一代風氣，更是徐悲鴻藝術體系最重要的繼承者與推進者。吳作人、龐薰琹與顏文膳有著類似的早期經歷，都曾赴歐洲學習，掌握了熟練的專業技能，創作了數量可觀的油畫作品，擁有非凡的藝術才能。戰爭爆發后，吳作人和龐薰琹沿著不同的路線輾轉跋涉于桂、黔、滇、川、甘、青等西部地區。因避戰遷徙與旅行寫生為一體的契機，重新認識了中國西部，也為日后不約而同地從西畫走上民族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礎。

蘇州美術在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時期。自然和人文環境上的傳統優勢，繼續吸引了大批名家遷居蘇州，甚至結墓于此。因左腕運筆而聞名遐邇的書法家費新我，出生于浙江湖州，早年在上海“白鵝畫會”學習，受豐子愷繪畫影響，后久居蘇州，使蘇州書法人才輩出。原籍丹陽的藝術教育大家呂鳳子將傾注畢生心血的“正則學校”交于國家，晚年于蘇南文教學院、江蘇師范學院任教，定居蘇州，去世前曾任江蘇省國畫院籌備委員會主任，并完成《中國畫法研究》，這本著作在日后成為“新金陵畫派”的理論基礎。1960年，以傅抱石、錢松嵒、亞明、宋文治、魏紫熙為代表的江蘇省國畫院畫家開始了行程二萬三千里的寫生活動，“新金陵畫派”在中國畫壇呼之欲出，為中國畫這一傳統畫種開創了一種新的時代樣式。這其中來自蘇州太倉的宋文治大膽將水彩、水粉用色融入國畫，更以蘇州水鄉為素材，開始創作表現江南風景的系列作品，贏得了“宋太湖”的美譽。同時期的江蘇省國畫院畫家余彤甫、張晉也是蘇州人，均為“新金陵畫派”的創作骨干。安徽合肥人亞明則在晚年由南京遷居蘇州東山，“讀書、寫字、作畫，飲茶、聽雨、種花”，并對中國畫理法作深入探源，以求更高的領悟，他在此完成多幅巨制長卷，作歷代罕見之大型山水壁畫近20幅。凡來此參觀者，無不對其獻身藝術的精神肅然起敬。

與“新金陵畫派”同時崛起的還有“江蘇水印木刻學派”，蘇州老一輩版畫家們吸收了姑蘇桃花塢木刻傳統年畫的藝術技巧，賦予水印版畫以形式單純而色彩強烈的江南意蘊，成為“江蘇水印木刻學派”的中堅力量。并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推出了“姑蘇之秋”版畫邀請展，一度作為全國最知名的權威性版畫展，在中國美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蘇州人向往自然環境，崇尚解放性靈的人文精神，帶動了獨立、自由、浪漫唯美的審美情趣。“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等高精之論，誕生于太湖之濱絕非偶然。蘇州園林的興盛與吳門畫派的形成有著密切的聯系，倪云林、沈周、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書畫家都曾直接參與了造園活動。蘇州園林不僅深受吳門畫派審美觀的影響，同時也對“吳門畫派”文人畫的構圖形式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近代的戰亂、經濟的破敗，曾使得蘇州古典園林因缺乏管理和維護而普遍呈現出荒蕪、頹廢的境遇。現今蘇州古城的文化得以傳承，并不只是蘇州本地人努力的結果，也融入了眾多新蘇州人的情感和付出。呂鳳子一生桃李滿天下，不少學生在蘇州任職，其中佼佼者謝孝思，曾執教藝術教育多年，后成為蘇州市文化局局長、文聯主席，致力于對蘇州園林的保護與修繕。新中國成立后的蘇州百廢待興，時任蘇州文化界領導的謝孝思，開始了園林的踏勘、修繕工作。原籍貴陽的他奔走不息、招兵買馬，搜羅各地廢棄的古建筑材料，讓蘇州園林一一恢復了原貌與生機。蘇州這個粉墻黛瓦的城市本不是謝孝思的故鄉，然而他的名字卻與園林、蘇繡、書畫、評彈等緊密相連。也正是以謝孝思為代表的一批蘇州文化界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令蘇州引以為豪的文化遺產得以存留至今，無論是水鄉園林，還是昆曲評彈，都為日后全國各地的藝術家帶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

今日落戶蘇州的“中國美術蘇州圓桌會”，在已舉辦的兩屆高峰論壇上，分別以“生態山水與美麗家園”和“藝術與人文”為主題，借姑蘇古城保護良好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天然契合，提出了藝術重返自然的觀點，對當代中國的寫生運動，起到了富有中華美學精神的推動作用。

長久以來，蘇州園林與太湖山水都是蘇州美術傳統題材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浙江嘉興人吳木幼時隨父遷居吳門。他出身丹青世家，祖父吳伯滔為晚清著名畫家，也是吳昌碩的摯友。父親吳待秋，山水專攻王原祁，筆墨繁密蒼厚，與趙叔孺、吳湖帆、馮超然并譽為“海上四大家”。自幼承傳書畫熏陶的吳木繼承祖業，蟄居藝林。他青出于藍，繼張辛稼后成為蘇州國畫院第二任院長，陸儼少贊其為“吳門山水畫第一人”。他的山水多表現蘇州水鄉與園林，上世紀60年代為區別傳統山水畫和新山水畫樣式，開始嘗試探索所謂“第三類畫”。吳木摒棄陳規舊習，探索蘇州古典園林的現代視覺形態，作品給人以奇空、奇實、奇趣的全新視覺體驗，對當代蘇州繪畫中水鄉園林圖式的建構有著深刻的啟迪和影響。之后，孫君良、楊明義、劉懋善通過寫生和借鑒版畫、水彩等藝術形式，在中國畫的山水表現中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園林和水鄉繪畫技法，在全國美術界產生巨大影響。

在人物畫方面，出生蘇州吳縣、早年在蘇州美專學習西畫的盧沉，后師從葉淺予、蔣兆和、李可染，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國畫家，于中央美院畢業后留校任教。盧沉的一生不懈研習傳統，堅持求真求變，成為中國畫現代化鏈條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在中國社會和藝術處于大變革的時代，作為一位積極的參與者他對中國畫銳意革新。從《機車大夫》到《清明》等一系列水墨構成的創作再到寫意人物畫，盧沉充滿了求索真理的勇氣和推進藝術革新的熱情，將自己對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和生活體驗結合在一起，推動了中國文人水墨人物畫的現代發展。還有一位當代重要的人物畫家，中國美院的劉國輝教授也是地道的蘇州人。世紀之交蘇州文聯曾在蘇州舉辦“盧沉、劉國輝人物畫展”，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中國美院著名教授韓黎坤也是蘇州走出去的大家，他在版畫、中國畫和素描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稍年輕一點的則有更多蘇州人，活躍在全國重要的美術創作、研究機構和大學課堂上，他們以蘇州人特有的圓融、儒雅、專注、細膩傳承吳韻之風，他們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吳門文化的基因。

近現代蘇州畫家對于中國傳統水墨技法的挑戰與改變，可視為“新吳門畫派”的濫觴。當代蘇州中國畫壇，正是得益于蘇州幾代美術家的努力，不但與傳統主體文化精神一脈相承，更將水墨的自覺和色彩的自覺融入了當今彩墨畫的發展之中，構成了新的符號表達系統，也標志著蘇州的中國畫創作從吳門畫派的古典文人經驗進入了“新吳門畫派”的藝術自覺性建設。

對有著上下千年歷史的蘇州美術而言，吳門畫派的生成與延續已讓諸多學者意識到“地域”并非一個簡單的地理和行政上的二維空間概念，更重要的是附著其上的血緣、師承、人際交往等人文因素。活躍在近現代蘇州的美術家們，雖歷經中國社會百年間的風云激蕩卻也傳承有序，且無不有著超越古人、超越今人和超越自我的大志。他們見證了現代中國畫的曲折演進和油畫民族化的幾經起伏，更共同促進了文人畫的發展和完備。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吳門地域的文化邊界被逐漸消解，化作愈加開放包容的精神載體，將蘇州文化徹底地融入了整個中國的美術史進程之中。

近年來，蘇州文藝界持續開展了以挖掘整理蘇州著名老藝術家創作成果與研究檔案為主的“晚霞工程”。相繼為著名畫家、美術史家賀野，花鳥畫家張繼馨，粉畫家杭鳴時等一批為蘇州美術無私奉獻的老藝術家出版全集、舉辦展覽、建立藝術館等，保存了蘇州近現代美術家連續性探索的清晰文脈，為蘇州當代美術事業的有序發展贏得了歷史性的接續。

（徐惠泉系江蘇省美術館館長、江蘇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蘇州市美術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