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鸚鵡案”二審 律師作無罪辯護

一審法院認為人工馴養亦屬于法律保護珍稀動物；辯護律師：一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

■ “深圳男子出售自養珍稀鸚鵡被判5年”追蹤

深圳男子王鵬出售自養珍稀品種鸚鵡，被判刑5年一案持續引發關注。

昨日，深圳“鸚鵡案”二審，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二審辯護律師為王鵬作無罪辯護。新京報記者獲悉，庭審中，一審適用法律成為控辯雙方焦點。公訴方認為，王鵬出售的鸚鵡，屬于受保護物種，事實清楚且證據充分，王鵬對于相關法律的不了解，不應成為輕判理由。辯方則認為，一審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本身相抵觸，有違立法本意，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該案昨日并未當庭宣判。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本案開具的開庭通知書。 受訪者供圖

出售自養珍稀品種鸚鵡被判刑

深圳“鸚鵡案”，因一只在工廠內落單的鸚鵡而起。

案件當事人王鵬今年32歲，老家江西九江，曾是深圳一家數控設備廠的工人。2014年4月，王鵬一名曹姓同事在廠區內撿到一只落單的鸚鵡，并將之帶回宿舍。由于王鵬對鸚鵡很感興趣，曹姓同事便將之轉送。2014年5月，王鵬從網上購買一只雌性鸚鵡與之配對。

此后，兩只鸚鵡以驚人速度繁殖，一年后即已達到40只以上。2016年4月初，王鵬將其中6只鸚鵡，以約3000元的價格出售給朋友謝田福。警方事后的調查結果表明，6只鸚鵡中，除4只為玄鳳鸚鵡外，有2只為小金太陽鸚鵡，學名綠頰錐尾鸚鵡，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中，屬于受保護物種。

謝田福因購買鸚鵡被警方抓獲，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于2016年5月18日14時，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罪”，將王鵬刑事拘留。2017年3月30日，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犯“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判處王鵬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3000元。

一審判決書顯示，王鵬的辯護人認為，其養殖鸚鵡并非用于出售，應予輕判，而在寶安法院的判決中，則將其認定為“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減輕處罰”。法院認為，“雖然本案所涉的鸚鵡為人工馴養，亦屬于法律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因此作出如上判決。

公訴方補充大量證據二審未當庭宣判

一審判決后，“鸚鵡案”引發輿論關注。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王鵬的妻子任盼盼強調，丈夫出售的鸚鵡系幼鳥，原因為家中小孩生病，需要更多精力照料，無暇顧及幼鳥成長，故而出手轉讓給有養殖經驗的朋友。從這一角度來看，王鵬出售鸚鵡并非為牟利，其主觀惡性較輕。

案發后，任盼盼提出上訴要求，并被受理。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徐昕接手此案，并為王鵬作無罪辯護。5月12日，徐昕前往深圳中院閱卷，在此期間，公訴方補充大量證據資料，案件相關材料從5本增加至36本。

昨日上午10點，“鸚鵡案”二審在深圳中院刑事審判區第九法庭開庭。開庭前，王鵬的辯護律師徐昕表示，將為王鵬作無罪辯護。新京報記者獲悉，庭審分為上午和下午兩場，上午為辯方舉證，下午為控方質證。庭審中，王鵬堅稱對于相關規定不熟悉，“不知道這是犯罪”。

昨日，該案未當庭宣判。

今年5月，新京報曾對深圳“鸚鵡案”進行報道。

■ 焦點

雙方對適用法律見解不同

本案中，適用法律成為控辯雙方焦點。公訴方認為，王鵬出售的鸚鵡，屬于受保護物種，事實清楚且證據充分。辯方則認為，一審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本身相抵觸，有違立法本意，屬于適用法律錯誤。

檢方 不懂法不應成為輕判理由

公訴方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及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王鵬出售給謝田福的2只綠頰錐尾鸚鵡，屬于受保護物種，“事實清楚且證據充分，法院應予以認定”。

公訴方表示，王鵬對法律不了解，不應成為輕判理由。其中一項證據為，在國家林業局發布的《54種可商業性經營利用馴養繁殖技術成熟的野生動物名單》中，鸚形目中只有5個品種，且僅供觀賞，不可買賣，小金太陽鸚鵡不在其列。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已經明確將“馴養繁殖的物種”列入刑法保護范圍。

辯方 立法與司法解釋存在問題

徐昕認為，《刑法》規定，“非法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的犯罪對象為“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其含義是確定的，即所涉物種必須是“珍貴、瀕危、野生的動物”。徐昕據此認為，野生動物指生存于野外環境、自然狀態下的動物，馴養繁殖的動物，從生活環境、生存方式、繁育方式、與自然生態的關系等方面，都完全不同于野生動物。

徐昕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遠遠超出刑法文本”，屬于“擴大解釋”，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本身相抵觸，“有違立法本意，不應適用”。因此，一審判決適用上述司法解釋系適用法律錯誤。

徐昕表示，即便認為某些“馴養繁殖”的野生動物確有保護必要，也應通過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進行明確規定。諸如大熊貓、華南虎、朱鹮等較為特殊的“馴養繁殖”野生動物，其物種存續高度依賴人工馴養繁殖，數量極少，確有通過刑法保護的必要，但按照這一標準，自我繁殖能力較強的鸚鵡不應在此列。“這類案件最大的問題就是，立法與司法解釋存在問題。比如，《動物案件解釋》將馴養繁殖的動物解釋為野生動物，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 聲音

專家：更新珍貴瀕危物種名單值得研究商榷

關于“鸚鵡案”，法律界尚有不同意見。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金澤剛撰文指出，王鵬作為一名鸚鵡愛好者，具備鸚鵡人工繁殖和飼養技術，還經常與網友交流飼養心得，卻辯稱不知道所養鸚鵡是國家保護野生動物不合常理。

此外，金澤剛認為，在刑法中，一個人實施了刑法禁止的行為，卻沒有認識到自己行為的違法性，被稱為違法性認識錯誤。但是，無論是基于刑事政策還是法律的明文規定，違法性認識錯誤幾乎不會影響刑事責任的認定。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秦天寶指出，部分被納入珍貴、瀕危物種名單的野生動物經過人工繁殖、合理保護等手段，其數量和種群已經大大超出了保護的范圍，此時是否對珍貴、瀕危物種的名單進行更新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但這種修改或更新是要通過立法環節、而非司法環節來實現。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