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摘帽過程中,要以退出縣為標桿,以嚴格標尺確保成果經得起檢驗,以持續政策推動脫貧成果鞏固提升

日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國務院扶貧辦了解到,9省區市的26個貧困縣順利通過了國家專項評估檢查,將由省級人民政府陸續批準退出貧困縣。加上此前率先通過國家專項評估檢查,并已于今年2月25日和2月27日由省級政府批準退出貧困縣行列的江西省井岡山市、河南省蘭考縣,今年共計28個縣實現脫貧摘帽。

對于專項評估檢查進度,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成員夏更生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各省根據本省貧困縣的脫貧攻堅進展情況和基礎條件,制定了退出計劃,2017年全國有100個左右的縣申請退出。目前正在按照縣級提出、市級復核、省級審查公告,接受社會監督、群眾評價的程序穩步推進。“目前的工作安排是,明年3月份之前,完成省級黨委和政府扶貧成效考核,6月底之前完成2017年申報退出貧困縣的專項評估檢查工作。”

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繼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脫貧攻堅的目標后,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對這一目標進行了強調,即“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2011年12月,國家劃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共覆蓋680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去除與此前確定的592個重點縣中的重疊部分,全國扶貧開發重點縣達到832個。按照中央的要求,這些貧困縣到2020年要全部摘帽。這也就是說,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剩下的804個貧困縣也要全數退出。

業內專家指出,實現摘帽退出只是脫貧攻堅征程上的階段性勝利,只完成了脫貧攻堅總目標的一部分,未來需要持續不斷地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而對于其他未退出的貧困縣,則更需要清醒認識到任務的艱巨性。“剩下的貧困縣貧困程度更深、貧困規模更大,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條件更加薄弱,而且越往后貧困縣退出的難度越大,退出的成本越高。”夏更生由此指出,要以已退出的縣為標桿和示范,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確保貧困縣有質量如期全部摘帽,全面實現脫貧攻堅目標。

為貧困縣退出樹立標桿

此次摘帽的26個縣涉及到9個省區市。具體包括:河北省望都縣、海興縣、南皮縣,江西省吉安縣,河南省滑縣,重慶市萬州區、黔江區、豐都縣、武隆區、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四川省南部縣、廣安區,貴州省赤水市,西藏自治區城關區、亞東縣、卡若區、巴宜區、乃東區,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縣、同德縣、都蘭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民豐縣、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托里縣、青河縣。

1986年我國首批確定了331個貧困縣。國家確定貧困縣并給予政策資金扶持,是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總體不高、扶貧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現扶貧開發區域瞄準的主要方法和重要抓手。

此后,1994年、2001年和2011年共進行了三次調整,基本政策導向是讓發展水平好的縣退出,將更窮的縣納入扶持范圍。進入脫貧攻堅期后,全國貧困縣總數確定為832個。“從歷史上看,雖然其中有過貧困縣退出,但總的趨勢是只增不減。”夏更生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28個貧困縣脫貧摘帽,既是1986年國家設定貧困縣31年來,歷史上第一次實現貧困縣數量的凈減少,也是實現脫貧攻堅貧困縣全部摘帽目標的良好起步。

綜合退出縣的整體情況,夏更生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總結指出,28個縣既有各自的特殊性,也有共性。特殊性體現在各自的自然條件、工作環境上,既有青藏高原的縣,也有中部地區的縣,既有人口規模比較大的縣,也有人口規模相對小的縣,在832個貧困縣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們的共同點主要體現在脫貧攻堅的落實上,既沒有因為任務輕而不重視,也沒有因為任務重而拖延。”

參與此次考核評估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也表示,26個縣除了總體上都屬于條件較好地區外,共同特征是脫貧攻堅主體責任落實到位。比如圍繞著“兩不愁三保障”目標,因地制宜地推進產業扶貧措施;精準識別和駐村幫扶等基礎工作扎實,為應扶盡扶奠定基礎,同時確保一線幫扶力量到位。“僅僅只是某些方面做得好是不行的,一個方面不到位都不能通過評估檢查。”

“脫貧攻堅是干出來的。總的來說,這些縣的退出,主要在于工作,在于責任落實。”在夏更生看來,這些摘帽的縣,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堅持較真過硬,因地制宜加大政策實施力度,分類施策做得較好。“為今后幾年貧困縣有序規范退出樹立了標桿、做出了示范。”

嚴把貧困縣退出關口

在全國上下決戰脫貧攻堅的背景下,貧困縣的退出標準和貧困縣的專項評估檢查受到社會廣泛關注。這關系到扶貧成果能否經得起檢驗。

2016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建立貧困退出機制的意見》,明確貧困縣退出以貧困發生率為主要衡量標準,原則上中部地區貧困縣貧困發生率要降至2%以下,西部地區要降至3%以下。同時,貧困縣退出還要完整履行縣級提出、市級初審和省級核查公示審定等程序。在中央層面,由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以下簡稱扶貧領導小組)組織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和相關力量對退出情況進行專項評估檢查。

國務院扶貧辦考核評估司副司長楊煉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今年10月份,經扶貧領導小組審議同意,國務院扶貧辦印發了《貧困縣退出專項評估檢查實施辦法》,對貧困縣退出要求、標準和程序作出了規定。主要考核綜合貧困發生率,同時將漏評率、錯退率和群眾認可度作為重要指標。

2016年申請退出的貧困縣,主要評估檢查的正是這四項指標。貧困發生率必須低于2%(西部地區低于3%)、脫貧人口錯退率必須低于2%、貧困人口漏評率必須低于2%和群眾認可度必須高于90%,任何一項指標不符合條件的,不予退出。近期通過專項評估檢查的26個縣均符合這些條件。

為了確保考核評估的準確、科學,考核評估也經歷了試點先行的過程。今年1～2月,扶貧領導小組委托第三方機構在江西省井岡山市、河南省蘭考縣等地開展貧困縣退出專項評估試點。經評估檢查,江西井岡山、河南蘭考兩縣(市)符合退出條件,經請示中央領導同志同意后,由省級政府批準退出。

在總結試點工作的基礎上,扶貧領導小組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2016年貧困縣退出評估檢查工作方案,成立了由扶貧領導小組10家成員單位組成的評估檢查工作組,組織第三方機構對9省區市剩余26個申請退出貧困縣開展評估檢查。

評估檢查過程中,委托中國人民大學等7家單位組織760多名師生,于7月12日～8月3日,用20余天的時間對26個申請退出縣逐一進行了實地評估檢查。還委托中科院地理所作為總控組,派出65名專家全程督導實地評估檢查。“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時,每兩人一組入戶,一人全程錄音錄像,一人負責提問。后期評估組再根據調查情況進行分析”。汪三貴說,既看貧困戶是否真脫貧了,也看非貧困戶是否屬于漏評戶。

夏更生也介紹說,此次評估檢查共抽查了行政村550個,縣均21個。550個抽查村中,貧困村338個,非貧困村212個。偏遠、邊角村320個,占58.2%。實地調查2.68萬戶,縣均約1000戶。有效問卷2.3萬份,其中建檔立卡戶1.2萬份,占52.4%,非建檔立卡戶1.1萬份,占47.6%。

“這些都是為了嚴把貧困縣退出關口。貧困縣退出,既不能冒進,也不能犯‘拖延癥’。”國務院扶貧辦有關部門負責人向本刊記者透露,曾有一個縣和井岡山市、蘭考縣同一批提出了申請退出的要求,嚴格考核后擋了回去。

摘帽不摘責任與政策

“貧困縣摘帽后,依然要做好貧困縣退出后的繼續幫扶、監管和鞏固提升工作。”談到貧困縣退出后續管理問題,夏更生表示,已退出的縣,要繼續把脫貧攻堅作為統攬各縣全局的工作來抓。

退出貧困縣后,并非宣告脫貧攻堅大功告成。汪三貴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一方面,脫貧攻堅成果需要繼續鞏固,要以有力舉措防止返貧。另一方面,中部地區的退出縣還有2%以下的貧困人口,西部地區的還有3%以下的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都是脫貧攻堅中需要下大力氣啃下的“硬骨頭”。

受訪專家由此指出,脫貧摘帽后,不能摘了責任和政策。應從四方面堅持把從嚴要求貫穿脫貧攻堅全過程和各方面。

首先,摘帽不摘責任。繼續保持退出縣黨委政府一把手的穩定。督促已退出縣繼續把脫貧攻堅放到重要位置來抓,繼續鞏固發展脫貧成果。建立長效脫貧機制,加大對剩余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確保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其次,摘帽不摘政策。對于已退出的縣,要繼續提供扶持。在脫貧攻堅期內,國家原有的扶貧政策保持不變,確保脫貧退出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再者,摘帽不摘幫扶。貧困地區干部特別是扶貧干部要繼續堅守崗位,保持工作連續性和有效性。繼續執行駐村幫扶,加大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幫扶力度。繼續執行東西部扶貧協作、定點扶貧等社會幫扶政策。

最后,摘帽不摘監管。對已退出縣,要繼續實行最嚴格的扶貧考核評估,強化監督管理,確保脫貧退出成果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對此,楊煉表示,“除了該有的扶持政策外,監管政策也不能摘除。在貧困縣退出以后,會繼續實施嚴格的考核評估制度,所有退出的縣都要納入扶貧考核之列,一視同仁。重點考核脫貧穩定情況和邊緣人群穩定情況,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2017年第45期 記者 王仁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