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萬祥：中國的政治制度、政黨制度越來越受世人的關注。中國的政黨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架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八個民主黨派參政。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前面張裔炯部長介紹統一戰線時已經談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中國的多黨合作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多黨合作的制度優勢充分彰顯。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好比一座巍峨雄偉的大山，橫看成嶺側成峰，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具有不同的特點和優勢。

第一，多黨合作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這種制度是在我國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民主黨派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以1948年響應中國共產黨發出的“五一口號”為標志，各民主派、無黨派民主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揭開了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新篇章。

第二，多黨合作有共同的政治基礎。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奮斗精神不斷激勵和感召著各民主黨派，他們忠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自覺追隨共產黨的奮斗歷程，自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各自的政治綱領，寫入了各自章程，從而形成了多黨合作的共同理想和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

第三，多黨合作有現實的社會根據。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黨派主要由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是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因此，多黨合作制度反映了我國政治力量的多樣性，覆蓋了社會各方面的利益群體。

第四，多黨合作有獨特的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本著“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實行“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體現了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協商民主，保證了各黨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力，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的形式和獨特優勢。

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后，大家已經開始注意到，各民主黨派中央都向大會發來了賀電，一致表示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自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共同致力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體現了多黨合作的磅礴力量，謝謝。

冉萬祥：這個問題由我來回答。剛才談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很快，確實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現在我國的民營企業近2500萬戶，它的作用和貢獻可以用五個數字來概括，就是“56789”，“5”就是民營企業對國家的稅收貢獻超過50％。“6”就是國內民營企業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7”就是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了70％。“8”就是城鎮就業超過80％。“9”就是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

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是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也是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非公有制經濟統戰工作的主題是促進“兩個健康”，即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促進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統戰工作就是圍繞這“兩個健康”來開展的，具體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組織起來，加強引導。通過各級工商聯和各種商會組織，架起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紐帶，以加強思想引導和政治引領。2013年以來，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在全國啟動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實踐活動，引導他們堅定發展信心，守法誠信經營，主動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參與“光彩事業”和“萬企幫萬村”等脫貧攻堅行動，不斷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對企業發展的信心和對社會的信譽。

第二，集中起來，反映上去。就是加強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聯系，暢通政企溝通協商渠道，把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困難和他們的意見建議及各種訴求進行梳理匯總，及時反映給各級決策部門，推動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剛才，這位記者提出的所謂的“三座山”、“三扇門”，這是屬于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民營企業遇到的一些困惑。對這些問題，統戰系統進行了及時收集，給黨中央、國務院和相關部門及時做了反映。相關部門圍繞打破這種“三扇門”，解決“三座山”的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努力解決好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2016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和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及時回應了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關切，進一步明確了鼓勵支持引導的政策導向，極大提振了民營企業發展的信心，為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第三，調動起來，落實下去。就是調動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抓好黨和政府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法規的落實，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剛才說的“三座山”也好，“三扇門”也好，這些問題往往出現在政策落實層面，就是政策落實的“最后一公里”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這兩年我們推動各級政府制定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制度舉措，推動各地落實非公有制企業平等準入，解決融資難、人才引進難等突出問題，贏得了民營企業的普遍歡迎。從2013年開始，受國務院的委托，全國工商聯就先后七次獨立開展有關政策落實情況第三方評估，就是針對“三扇門”、“三座山”等政策不落實的問題，對地方落實政策的情況進行評估，有力地推動了政策的落地落實。謝謝。

張裔炯：十四世達賴繼續在世界上竄訪，中國政府將要采取什么新的措施？首先要給大家明確，達賴喇嘛活佛世系傳承到現在，已經是第十四世，他不僅是一個宗教人士，也是一個政治人物，從1959年在國外組織了一個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這個流亡政府秉承的宗旨、核心，其實質就是“西藏DU立”、“分裂祖國”。幾十年來，十四世達賴作為集團的頭目，從來沒有停止過這方面的行為。因此，十四世達賴竄訪世界上一些國家，甚至個別國家的政要接待，中國政府必然會強烈反對。我想講兩點希望大家能夠提起重視。

第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承認所謂“西藏流亡政府”。即便是接待達賴的一些國家的個別政要，他們的政府也不承認這個集團。第二，對于分裂自己國家、顛覆自己國家政權的人在世界竄訪，并得到一些人的接待，國際上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對此表示反對和抗議。因此，中國政府反對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政府和組織，以這樣、那樣的名義接待、接見達賴。我們認為，這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重大傷害，也是對他們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背離。因此，我們希望世界各國政府謹言慎行，要充分考慮與中國的友誼、對中國主權的尊重。我也要告訴大家一個事實，十四世達賴近幾年來在世界上竄訪，真正由政府和政要接待的越來越少，往往只能是到大學演講或舉行宗教活動。總之，我們將一如既往反對他以任何名義到世界各地竄訪。

關于進一步發揮宗教人士的積極作用和推進宗教中國化的問題。首先，藏傳佛教誕生在我們古老的中國，是有中國特點的宗教。當然，藏傳佛教在形成中，受到來自于周邊國家佛教的影響，這是事實。但是藏傳佛教在長期的形成過程中，根據當地的實際，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教義和儀軌，因此它本身就是中國化的典范。

其次，我們說中國有五大宗教，當然，還有一些外國人士在中國工作、生活、留學，他們信仰中國五大宗教以外的其他合法宗教，也都受到中國政府的保護。宗教的中國化方向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宗教團體的責任，同樣也是宗教職業者的責任。世界上任何宗教從產生、發展到現在，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但其中有一條是非常明確的，宗教要生存和發展，一定要和當時的國家所處的社會階段以及發展趨勢相融合，否則，宗教發展就會受到挫折，甚至會出現很大問題。這在宗教史上都有例子。

因此，我們在西藏積極引導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是希望藏傳佛教在發展中，進一步吸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成份和營養。因為藏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而優秀，就在于五十幾個民族文化的豐富和博大。因此，用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來滋潤藏傳佛教發展，推動藏傳佛教作出符合時代發展需要的闡釋，也是藏傳佛教自身健康發展的需要。謝謝。